思维与行为的矛盾
思 维与行为 的 矛 盾
每每灯下学着爬格子，脑子里往往是一片空白。尽管写出来的东西不时萦廻脑海之中，但要在文字表达清楚，就不那么容易。
最近闹得沸沸腾腾的文化界新闻，就是李辉先生关于文怀沙老的履历，和文坛地位的质疑大打假事件。接着又有章诒和先生揭发文化老人黄苗子陷害聂绀弩，是黄将聂送进监狱。还有冯亦代是“卧底”等等。真有点文坛翻起墨池龙，惊动清流与浊流。旧帐新翻，世说新语。看的人热闹，听的人伤心。这本来都是真的假不来，假的真不了的普世道理。但是我们却往往将它复杂化，道德化，矛盾化，就是少了一个真情与包容。
人生经历本是几十年的过程，就算上百岁也是有说不清的往时，有可说的事，有不可说的事。特别在一个过往慢长而又扭曲的社会环境下，个人的挫折愈多愈不幸，其感情思维会更加活跃和反复。说不尽，理还乱。我们经历这么多的苦难，还再要让它乱从中来吗？
莫说青山多障碍，大海也是难有平静的一刻。人只不过是生存在一个形式主义的高等动物而已。而跳跃在那一个时代中，就会带着那一个时代的印记，是无法逃避的。
李辉先生是56年出生一代。那是最动荡的社会环境的开始，并延续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他与任何一个普通人都离不开那扭曲的风云际遇。经历了坎坷的人生，丰富了个人的行为与思维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那就是历史在他脑海里无法忘掉的纪录。
我很爱看李辉先生的书籍，可算是大部份都看过了，特别是98年出版的《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都是感受艺术家人生的好读本。知天命，感事世，看人间，写沧桑。这是李辉先生从写历史大事，到严肃反射文人个体真实的一面的成就著作。
而章诒和先生，作为新中国最后贵族群体的一个后代，也是带着她的阶级印记活着下来，只是她的经历更让人同情，更让人哀叹。她近年来的多本原版著作在香港书店都一直摆在显眼的畅销书行列。她写的都是有权威性和真实性。但有些著作是否出版得太泛滥呢，那是见仁见智了。但她也可能忘记自己也是最后贵族的后一代。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还原真实是不容易的，不就是一本《诗经》，一本《石头记》。时差千年，也是考究无尽，不疑处但有更多的疑义永远存在。而现代只不过是几十年的很多疑团，也不可能有统一的真实性。就象《蒋介石日记》，美国所藏的档案原稿，还未全部公开，就出版不少的《日记》的版本，搞乱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可读性。特别是著者或编者，更是众说纷纭，其思维的矛盾重重，读来令人如咀含蜡，疑云满脑。
如果在一个不正常的心态生态的压力环境下，如是揭示某人某事的丑恶行为，本身就是欠缺科学理智的行为。一个人在特别的年代做出违心的事，要还原本真，只能在正常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正常下，才能据以史实，不违心，不遮蔽，公开公正的还原。但我们今天能做到吗？我们对事对人是否太幼稚呢？
别说现代不少庸颅戴光环的作家，冠以金光灿烂红顶的社会名人，各类从天而降衔头的大师。更有那些位高权重的政客，口出狂言的经济学家，如将其赤裸裸的心态与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其本质也多是事非曲直，思维与行为背道而驰。
想起已故作家柏阳所写的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所痛斥的‘酱缸文化’是一种误国，误家，误人的丑陋文化一样，千年难度是清明呀。
个人的尊严，个人的诚信，个人的理性文化，还有包容的气度。我们都没有完全达到。要剖析着样和那样人的两面性，行为和思维的诚信能力，就显的那样苍白无力了。
因为我们缺失的理性和科学的批判还未找回来。
揭露文化的污垢，却让污垢发酵，忘掉了人的多面本性，那只能让首先是知识分子流出更多的眼泪或血的代价。
古今中外伟大的作家如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蒲松龄，曹雪芹，巴金等还有《复活》的作者托尔斯泰，无一不经历社会大变动时代的影响。并将其不平凡的经历累积，通过逻辑思维，表达在其笔下的箸作中，有忏悔，有暴露，有反省，有批判自我，包括文学作品里的人和历史，通过文字内容达到文学的批判。
《红楼梦》前四十四回，不厌其烦去描述宝黛的思想行为，可为入目三分。作者曹雪芹将一对被感情压抑得透不过气的年轻人的爱情悲剧，通过语言对话，行为活动，流露出作者对封建制度的反叛精神。人类感情是天生本能的，思维能力和情感表达方式是没有所谓特定的发展阶段。
对世界的认知，思维的反应，行为的差异与人类自发情感，际遇不同，悲欢离合，在不一样的环境下产生不一样因果。因此，宝黛现象不会在宝玉与宝钗身上出现。这就是人的思维方法论和行为差异的不尽相同所出现的结果。
佛教与人宁静，安详，行善，积德。而人的奋斗，进取，自私，暴戾等，都是从意识形态回到现实主义中的矛盾一元化的普遍现象。如果要达到佛教教义的崇高境界，人们首先要寻找的不是境界本身的存在与否，而是克服脑海中的妄念，不断否定自我，才能逐步达到一个目的，达到一个净化的理想境界。
卢梭的《忏悔录》说真话，都不一定全是真话，但是他能揭开人的内在思维，将丑恶与善良表达出来，真情流露而不是虚构拟捏造，使人深信他在向你吐真话。
巴金先生晚年写了不少回忆录，提倡讲真话不说假话，用良心去写作，批判人性的另一面，揭露社会秩序的混乱，将个人在历史事件中思想与行为赤裸裸地解剖和批判，没有遗憾。但是巴老感人肺腑的回想录中也不是能畅所欲言，砌底剖白。
因为巴老要讲的真话仍旧脱离不了社会制度下政治环境的左右，所以老人的内心世界（思维），也是永远无法通过笔下（行为）文学作品，切实完本地表达出来。
我所敬重的吴祖光老人，一生都是暴风雪中夜归人。他在晚年说了一句话：生正逢时。那是他最后的真话？女儿吴霜在父母去世后，零三年在香港明报月刊写了一篇《等待着父亲和母亲》的纪念文章，令人读着热泪盈眶。吴老真的‘生正逢时’吗？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只有他在天国和新凤霞安静地活着千千万万年，那才是他（他们俩）‘生正逢时’。
屈原在两千年前曾呼天抢地作《天问》，向宇宙苍穹发问一百多个疑惑。将楚国大夫
憔悴而又被放逐，报国无门的郁积情绪，象火山喷发一样。这类无边无际无法即时可以产生结果，将思维用情绪化方式表达，其实也是一种行为的表象。不同的思维方式指导人们各不相同的行为并产生质与量的巨变。可惜屈子行吟，所发出的都仅仅是形象思维的表达罢。
戊戌变法”的主导思维是强国富民，‘百日维新’的悲壮历史教训揭示了人的思维的局限性。其间主要人物康有为与追随者梁启超。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却表演不同的角色。作为精神领袖人物康有为的改良主义，在变法失败之后，成为保皇派，客死青岛。留给后人不是他的政治改革成绩，而是一部《广艺舟双楫》的书法名著。
而梁启超则从其早年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与时代进步，最终成为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政治改革和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梁启超“因政治活动而得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便是梁启超成功之路。”（见‘梁启超文选’[夏晓虹编]）。同道而殊归，在风起云涌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改革维新思想混乱的康有为与为国为民坚定不移革新进步的梁启超所起的社会作用和历史影响是完全不同。也反映了人的思维与行为的共性与个性的不尽相同。
人的思维不管如何发达，剖析如何深刻，行为如何配合，目标如何明确，希望如何强烈，奋斗如何不倦。但人的思维却不一定如你所愿。
這就是思维与行为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
世事沧海横流，物是人非事事休。真理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中，都只是相对而言，根本很难有客观的真理，论知行不必合一。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词句），一切终会曲终人尽散，那时节顿感苍茫独沉思。
二零零九年四月重写旧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