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晓凌 薛田 陈晨

 

　
　　■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鲁迅的文章，“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

　　■朱自清的《背影》，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

 

　　■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1980年代，拥有亿万青少年集体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集体记忆，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网友“洞庭湖边的野草”（下文简称“洞庭”）、1266名跟帖者以及36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还有，高一课本里，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并被剪除。

　　初二课本中，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中，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那样的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尘封的秘密，无不隐藏在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的中学语文课本中，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绝大部分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的教科书曾被如此“花季护航”。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

　　与主流思想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这些文章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19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 “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指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鲁迅的文章最让当时的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后来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19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19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毫发不动，此时的中学语文课本更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们开始对这点耿耿于怀，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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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个别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早年入选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仍有一些删节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当时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上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当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但令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反面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此后10年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如今不小心翻出的雷人“秘密”。

　　“衣带渐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19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张之路的作品《羚羊木雕》入选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1984年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他才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直到五六年后，他才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心里就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他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

　　此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已开始着重考虑文质兼美，酝酿部分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2000年《荷塘月色》中雪藏多年的“出浴美人”终于解冻，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放在当年必定涉嫌敏感的内容正在以新秀的身份亮相课本。90后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里，已经能看到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19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基本可以确定的是，N年后，如果再有人试图发起新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2004年新课改后，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中学语文教材，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后来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已经成年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当年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便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一幅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主人公，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

接下来呢?你的故事还没说完呢,继续啊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