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无畏――且说贝乐的修辞策略
无知者无畏――且说贝乐的修辞策略
写下这个标题，我为自己感到难过，这的确有些无聊，在赢在中国的论坛上，还有许多人值得我去关注，去阅读他们，去研读他们的话语策略以增益自身。可在此之前，我不得不将立论之箭抛向贝乐。
一段时间以来，贝乐在“赢在中国”的论坛上表现出了高扬的极富中国特色的网络精神，他由此获得了论坛数贴加精置顶的嘉许，青春期的荷尔蒙颠狂浸泡于饱满的话语实践的热情之海中，这令我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是的，这就是中国，我爱他们。他们在虚拟的网络高原上不遗余力地展开乌有之乡的殖民，他们以自身的修辞策略构筑起独有的人文风景线，透露出这个飞奔的时代在极速发展的快车道上所领受的强烈的眩晕感，并借助网络这一加速器在纵横城乡的电线杆子上滋生、蔓延、抛射。贝乐们代表的是一个时代，贝乐的修辞印证了马克思“大众智能”――社会一般智力水平――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
由此，当下中国的话语批评在修辞批评的视域中发生着一种范式意义上的变革，话语批语的对象不再只是那些印刷在教科书上的经典文本、历史文件和重大事件。代表着“大众智能”的贝乐们的话语实践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堂而皇之地闯进了批评者理论的照妖镜里，这也成为中国话语转型的一种极富现实意义的显现。对他们的审视相比于传统视域下的教科书更能有效地凸现这个时代的话语状况以及蕴藏在聒噪之下的当代中国一般智力问题。
“别总提什么知青,看看我们这辈人你就知道（我们）比知青还痛苦”，这是贝乐发在“赢在中国”论坛并被置顶的贴子，看此标题，我们就能知道，这是一个贝乐与他的父辈知青一代比试痛苦的贴子。论述自身的痛苦是他求证的目标，与知青一代进行比试是这一话语的修辞策略。这一策略将70年代人与知青一代对立起来，“不是你苦，而是你很幸福”遂成为这一二元对立思维的某种必然结果，“比起我们来说,你们还是很幸运的”贝乐在电脑上对一些数字经过反复计算与验证后，最后作出如上结论。
我不想对此结论展开某种立论性的批驳，我只是对他的策略感兴趣――70年代人与知青的对立思维模式。20世纪的知青一代笼罩在时代为他们设定的僵化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中，革命与反革命、红与黑这些非此即彼的对立范畴为每一位知青打上了政治身份烙印，划定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轨道，他们的幸与不幸乃至爱情婚姻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具体的情境中流变、衍生，从来就没有抽象的幸福与痛苦，没有既定的爱情婚姻模式。如果贝乐们继续躺在父辈知青一代旧思维的摇篮中，与知青比试痛苦的幸福深度，正如我们在贝乐的跟贴中看到的那样，他们将马上迎来80年代的兄弟甚至90年代的子女同样可笑、可爱又可悲的诘难。70年代人在革命的风云中出生，在后革命时代里成家立业，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深味历史给予我们的不一样的艰涩与欣喜，然而幸福与痛苦都是不可通约的，三千大千世界，人们用各自的尺度去丈量自身的幸福。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不断地提醒人们要解放思想、推进改革，这些朴实的口号号召人们对于陈旧的二元对立思维进行一场革命性地颠覆，“不管白猫黑猫，能抓着老鼠的都是好猫”。“好”的标准发生了改变，“黑”与“白”的对立自然得以消解。这种思想范式的变革被学者们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在中国已经到来。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年龄来划分，秉承这一后现代精神主体的应当是70年代人。我想贝乐们对“后现代”这个词语一定不会陌生，后现代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思想状况，是中国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时代精神，它对20世纪风云激荡的社会运动进行痛定思痛地反思，它舍弃二元对立的旧思维，对历史事件与人物（这当中自然也包括知青一代）都持取历史的态度――尊重。在一个注重多样性的、不确定的后现代思想范式中，宽容是基本的道德操守。然而，贝乐们的表现会让为后现代而欢呼的学者们感觉到失望，它也照见了我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力度。
赢在中国是一个鼓舞人们积极创业、求取财富的活动，贝乐以无产者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纵身于这一财富运动中，这种姿态无疑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赏。但我很难想象，一个不知道时代话语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向的人，仅仅依靠一种大字报式的文革裸奔精神能跑出多远。躺在遥远的知青时代的陈腐思维中，贝乐以红卫兵式的话语策略对父辈反戈一击，这一对历史的僭越只能源自于无知者无畏的知了式的聒噪。
贝乐式的修辞策略在网络中屡见不鲜，他们纵横驰骋于虚拟世界的千座高原，蛊惑着大众的情感，展现着当代中国的大众知识水平，在伪大的怀疑精神与反崇高的道德勇气中藏匿着无知者的无畏，在丰富的聒噪中掩盖着时代精神的某种匮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