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视上海人也不为过，骂你们的理由是充足嘀
我在上海已经快9年了，2009年新年到来前，我在静安区黄金地段购买了一百多平米的高层住宅，除了不用每月特别还款的公积金，其它一百多万款项是一次付清的。毕业4年多的我毕业时拥有了上海户籍，年薪20多万，不包括在外地做生意的父母处的投资每年丰厚的回报。
我这样的收入水平，在能够在上海立足的外地人里其实是很低的，仅仅足够在这座城市初步维持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而已。在踏上社会的4年多时间里，我目睹了这座城市某些原住民的虚伪、夷化和心机，最终决定放弃这 里的一切，目前正在准备前往另外一座城市生活。前两天我看到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对外说要加大户籍管理改革力度，我仰天长笑：如果这个城市的市民素质不提高，社区亲和度不改善，永远是无法吸引来真正的人才的。
上海发展乏力，尽管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看来像是妄言，但我这么说是有依据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类的精英目前大都在北京，上海经常有一些国际文艺大师过境，却始终没有重量级的本土精英，本地的作家中，除了靠老妈茹志娟出名的王安忆（上海女人都很喜欢她的书，一个厦门人却总是喜欢说上海如何如何好），这些年就只产生过韩寒和郭敬明，此外还经常有些在当地混不下去的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现代艺术家”吸引一些乔男女，办一些让上海老女人看得云山雾罩却拍手叫好的画展；复旦大学号称如何NB，但却是永远的二哥，人文比不上北大，理工比不上清华，每一个百个上海的原住民中就有一个可以考上这所“世界名校”，原住民一方面把持着子女的教育权，一方面也用近亲繁殖的方式降低着这所学校的学术水准——他们用“自主命题”的方式掩盖高录取率带来的与外地的分数落差，一方面也用低分上好学校的子女让大学教授们头疼不已。上海博物馆永远摆着三流的展品，一二流展品都在东京、纽约、巴黎、北京、台北放着呢；总是号称国际金融中心，但东亚的金融机构总部大多在香港和新加坡，中国金融机构的中心大多都在北京，上海是叫得响一点，哄哄不懂金融的老百姓而已；整天叫着建国际航运中心，但老百姓买世界各地的货品总是要飞去香港，货柜在这里大多过境一次而已，本地普通居民根本捞不到实惠……20年来，上海的楼盖了不少，城市建设总是在2流徘徊，钱花了不少，却总是投资在了F1、磁悬浮这样庞大而无实际价值的杏相工程之上，老百姓依然要承受全国最高的轨交、公交、出租车费用，连办张车辆牌照也要万儿八千。上海正日益成为打肿脸充胖子者的汇聚场所，本地人不知天高地厚，一方面被沉重的生活压力压得喘不过气，一方面却抱着“上海人”三个金字眉飞色舞自娱自乐；一些江浙土老板抱着大笔钞票来这里定居，一方面忍受原住民的白眼冷语，一方面不断提高着上海的物价，忍受着精神折磨并给原住民制造着肉体折磨。而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欧美人士，则利用物价差别前来这座城市，进一步助长物价，并对本地人和江浙土老板施之以白眼，对当地原住民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现代上海，就是一场诙谐剧的上演场所，没捞到什么好处，却自吹自擂，这里的原住民就是现代的阿Q，即广东人所谓“凯子”也。
上海原住民的某些劣根性，正是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今天就让我这个即将离开上海的新上海人来侃一侃罢。
要了解事情的根本，首先要探究劣根性的源头。上海在近代史上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和大批移民精英前来这里是分不开的。满清在解构过程中，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精英的汇聚地，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上海 在1930年代成为远东的中心城市，那个时候，这个城市的金融、航运、新闻、文化……无论是哪个领域，都在亚洲领先。问题是，抗战和内战严重地损伤了这座城市的元气，而在建国之后，我们在特殊历史时期的错误做法，彻底摧毁了精英阶层，当年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精英们大多漂洋过海，去了美洲、欧洲、台湾、香港、新加坡，而留在本土的少数精英，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风化作用，老的的一辈已经彻底丧失殆尽，他们的后代并未继承父辈的衣钵，而是被艰难的生活消磨成了平庸之辈。而在这个城市最庞大的市民群体，是由当年“成分”最好的阶层构成的，即各地来此的社会下层移民的后代。在长达30多年时间里，这些文化、智商、商业遗传匮乏的苏北农民后代占据了城市的重要位置。这些人的父辈中，有船夫，有车夫，有脚夫，有鞋匠，有车工，有钳工，有电工，他们目睹过30年代上层精英们的生活，并在这些精英手下干过活，但却并没有学到精髓。因此，在30年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创造力严重衰退，这些底层技工的后代只会按照苏联人的落后技术产品进行简单仿制，并用这些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处级工业产品供应全国大部分更落后的地区。在70年代末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苦心构筑的户籍和城市防线维护起来，集中资源和财富构筑的计划经济中心上海，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话，这座城市非但不再是远东的中心，连吉隆坡、曼谷这样的番邦小市也都难以比肩了。
然而，在整个80年代，这座城市依然固步自封，连在本国的经济中心地位也都丧失掉了，广东、深圳后来居上，成为新的国家经济中心。这时自高自大的原住民们才真的感到了危机，他们赶紧利用南巡的机会亡羊补牢，吸引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而他们恢复城市信心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盖高楼和引外资，这场运动式的经济发展的代表就是金茂大厦和张江高科技园。盖高楼，可以弥补心灵的空洞；引外资，是迅速装点财税门面的法宝，通过对外滩的整修、陆家嘴的开发、南京路的升级，上海的部分地段变得好看了，财富增加了，面子贴金了，这个时候上海人的劣根性又发作了。他们继续嘲笑外地人，不断提高土地和税收成本，让刚刚兴起的工业受到了致命的摧残，于是出现了内外资企业北迁的窘境。这座城市的少数人的确通过这场运动式的发展得到了好处，但大多数人在收入并未提高的情况下，不得不承担更高的生活、交通成本，尤其是高涨的房价。
刚刚松绑的蓝印户口很快取消了，大学生入籍数量不断被削减，原住民刚刚看到城市冒起一点油花，便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外地同胞排斥在外，以让不劳而获的大多数原住民获得实惠。
这种狭隘而自私的心态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在高房价和金融泡沫破灭之后，金融危机、制造业危机让城市危机前所未有地爆发了。和80年代末的做法类似，今天原住民不得不又向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外地同胞伸出了橄榄枝：他们许诺居住证和户籍之间的转换渠道，他们许诺 给人才这样或者那样的优惠，他们吸引全世界的学者来这里工作。
问题是，人才会接招吗？户口并不是留住人才的砝码，城市亲和力才是，人才要的是在城市定居时邻居的笑脸和对他们家人的尊重，人才要的是人际交往中有中国人的古道热肠而不是势利、伪善的笑脸，人才要的是一以贯之的道义，而不是需要时请来，不需要时即踢开。更多的时候，人们希望在维持高收入的同时，楼下能有通宵的烧烤啤酒摊，能和邻居一起促膝长谈路灯下下棋，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
在上海，你能看出这座城市的一切建设都是以谄媚外国人为目标的，因为这里的一切建筑和发展方向，都是为了向西方人证明，你们的东西，我们都能有。但西方人来了这座城市，却难免鄙视，因为他们的东西本来就是他们的，中国人怎么学都学不像，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丢掉了自己原有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成为不折不扣的邯郸学步者。
在这座城市的原住民中，传统社会已经彻底解构，宗族、理学不复存在，连最基本的礼貌和友善也已经缺失。人变得像禽兽般唯利是图，为了房产和金钱，可以和父母兄弟反目。在和一个女子结婚时，他们会为房产证上的署名问题争得头破血流。对于非本地人，在原住民脸上看不到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可以看到的友善的微笑，只要能给他们好处，或者你开一辆奔驰，他们立刻会露出谄媚的微笑。如果你贫困潦倒流落街头，即使你有韩信之才、岳飞之德，他们也会冷眼相向，而不会在寒风中支援一件旧衣服，掏出一两元活命钱。
我在这座城市不算弱者，许多原住民对我谄媚，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生活状态，我的邻居无论贫穷富贵，都应该是我的朋友，这才是中国人的生活。我希望有酒桌上的推心置腹，单位里的谈笑鸿儒，问题是这些只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其它城市，而绝对不会是上海。这座城市难容君子却盛产小人，中国的传统美德在这里丧失殆尽，办公室里到处是虚伪的假笑和讨论名牌打折的言语，人们不得不打出“做可爱的上海人”这样收效甚微的标语来约束民众，只是要求他们做到中国人基本的四大五常品德中最基本的爱卫生、护老 幼这样微小、基础的道德目标。他们做不到最基本的待客和礼让之道，却很会利用地震之类的机会流两滴眼泪捐两笔工资来标榜爱心——以他们的日常表现，他们从未认为上海原住民以外的中国人是华夏族同胞，又何来真心真意的关爱？在这座城市，鱼蚯雨这样不学无术的墙头草横行无忌。
我在离开上海之前，不得不对可恶的部分原住民说：如果你们做不会一个中国人，就不要老是抱怨你们走到全国任何地方都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鄙视。不要老抱怨几乎任何一个网络论坛都有骂你们的帖子，也不要抱怨上海小男人和老女人形象成为现代中国最丑陋的符号之一。形端表正，方才德建名立，你们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水准，不懂得尊重别人，又何来别人对你们的尊重？
像我这样一个堂堂正正、胸无沟壑的中国人，是不屑于与你们为伍的，尽管我在你们的城市取得了成功并过上了富足、受尊重的生活，但因为我爱中国和爱我们的同胞，我将远离你们，远离一个不懂得“中国”为何物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