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端状态下的原始冲动
　　举国默哀时，我们在那一瞬间忽然发现有一种叫做民族精神的东西在感召着我们，我们在通过一种方式，传达着一种激情，一种力量，还有一种整体的感伤。在那一时刻我们感觉整个民族很团结，很坚强，很有一呼百应的气魄。我们以为自己很高尚，很英勇，很有慷慨激昂的底气。
　　实际上，这样的情感与状态，已经被我们的前人无数次经历过了。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痛苦地沉思，激愤地斗争，他们揭竿而起，振臂一呼，他们保持着空前的团结，保持着坚忍不拔的精神。我们在那一刻的状态，多么像这些先人。
　　但我悲哀地发现，一场举国哀悼，人性只可能得到片刻地洗礼与升华，更真实的情况是，这段灾难很快会被我们遗忘，我们在流泪高呼后，将很快投入与同类的勾心斗角中，将很快转身奔向权力、利益，我们将重新卷入下一战争，将遇见一些偷盗、一些抢劫、一些杀戮。我们不可能用一场灾难来挽救一个民族的素质。
　　参与到此刻的感伤与情怀，我依旧保持着清醒。我很清楚，这些激昂只是极端状态下的原始冲动。当一个民族受到巨大打击的时候，民族中的多数成员，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族群意识忽然觉醒，几乎是本能地服从和团聚在族群周围。心理学家分析说，这样的状态更多源自族群的祖先，更多源自本能，这样的状态也是一个优秀的族群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动力。
　　灾难面前，我们的行动力爆发，而判断力下降，我们感性色彩更浓，我们理性色彩更淡。这样的时刻，是最壮观的时刻，但同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为在极端状态下，我们更轻信，更容易被煽动、被蛊惑、被利用。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为温总理感动？灾难当头，他所做的其实是一个民族领袖的应尽之责。也许，我们感动的，正是他在灾难中，体现出的脆弱和伤感，体现出的超越一个政府总理之外的本能情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具有人情味，更具有悲悯气质的政府领导。但实际上，他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在用行动和表情感召民众之后，在会议室的地图和沙盘上，进行冷静分析与判断，然后正确作出决策。其中的惊险，远远超过身处险境的那一刻。
　　情感与理性是一场悖论。当新奥尔良洪灾出现后，第一批部队不是赶去救援，而是端着冲锋枪维持治安。有错吗？我可以清楚地回答，没有错。因为他们所有的制度设置首先都是建立在对“人性本恶”的防范上，而不是在轻信“人性本善”的前提下的。他们的举动虽然不合人情，但绝对合乎法律。细心的朋友应该在此次灾难中发现，第一支奔赴汶川的部队，在奋力投入救援的同时，仍然在超市、银行等重要机构派驻了监控与接管人员。
　　人性从来复杂，在极端状态下，我们常常会得出非恶即善、非好即坏的极端判断。一个残忍的杀人犯会抢险救人，一个坚强的英雄会在绝望中情感崩溃。极端状态下的表现能够洗清罪恶，或者抹杀荣誉吗？我想不能。正如我看见日本救援队的表现时，依然心情复杂。他们冷静、专业，其中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让我肃然起敬。我甚至猜测，他们中也许有人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拥趸，也许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也许有人依然对中国怀有轻蔑与敌意。但在当下，在灾难面前，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宏观的政治观点往往会服从微观的人性关切。或许，他们其实也是在完成一种自我救赎。但别以为，一支200多人的救援队伍，可以轻易收买一个民族的感情，可以淡化一段历史的伤痕。
　　极端状态，我依然在感谢中，充满警惕地看着他们。也包括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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