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学的前前后后2008-10-04 07:31:19 楼主
一、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
我是１９６０年夏天由沈阳市第４１中学毕业的。这一年是从１９５８年开始的“大跃进”的第三个年头。记得这年全国高等院校招生的总人数是２８万人，但是据说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不足这个数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１９５９年秋天召开的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后要求工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跃进的势头，教育战线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经济上的大跃进要求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级人材。然而我们这届学生中绝大多数是１９５７年入学的，刚上高中那年的上半年社会上却还在继续“反冒进”，因而高中的招生人数被限制得很厉害，我当时报考的沈阳市第３１中学高中新生的录取比例是１：５，大多数没有被高中录取的同学在第二年普遍参加了工作。１９５８年是解放以后新职工增加最快的一年，我大学毕业后到了工厂以后，构成各个企业生产主力的青年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和我在同一年由初中毕业的。这样就形成了１９６０年高中毕业生生源“供不应求”的状况。
这种情况当时已经被教育的主管部门注意到了。我所在的沈阳市铁西区的教育局在１９６０年的春天多次派人到学校里来落实能够报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但是他们得到的调查结果却无法满足上级机关的要求。
刚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共有５２名同学，但是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过去以后，我们班实际能够报考大学的人数却只有４０名左右。为什么人数少了这么多呢？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在过去三年中有几位同学转到外校了，也有的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或者其它原因而中途退学了；二是有几名同学因为得了肺结核病不能继续学业，在我们班里患这种病的同学竟有４名之多；第三个原因是还有几名同学对学习感到越来越吃力，对能否考上大学失掉信心，因此不打算报考大学。
相对于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来说大学录取的比例在理论上超过１００％，这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说只要打算报考，就会被录取，因此可以说１９６０年是大学“最好考”的一年。在后面我将会提到，情况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进入高中最后一个学期（１９６０年３月到７月）以后，打算和不打算报考大学的同学的志向就已经完全明确了。前者除了要继续学好本学期的课程以外，还要有计划地复习整个高中阶段学过的课程，而后者的目标则仅仅是能够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既然不打算报考大学了，这部分同学的学习劲头自然是比较松懈的，但是这些不打算上大学的同学却主动地承担了“联络员”的工作。
到了四月底，为了能给同学们更充裕的时间进行复习，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课程就提前上完了。从五月份开始，同学们采取自愿结合的方式进入总复习阶段。有的同学喜欢三三两两组成学习小组，也有的同学愿意听教师们精心准备的复习辅导课，还有的同学成了“单干户”，自己找地方，或在家里，或在公园里独立地进行复习。由于分散复习，学校里需要向同学传达事情（比如填写报考志愿书，体检，考试日程安排等等）的时候就存在着通讯的问题。那时候家里安装电话的极少，我们班里当时有电话的只有一名驻军高级负责人的儿子，几十名同学当中只是一个同学家里有电话，这台电话对别的同学也没什么用处。有自行车的同学也是寥寥无几，所以有热心的同学来担当“联络员”，这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种联络工作一直延续到当年的八月份。１９６０年时的高校录取通知是通过邮局发出的，所以每个同学被录取到哪所学校别人并不知道，这个信息的传递也多亏了这些好心的同学，某位同学被什么学校录取了，这个好消息差不多当天就能传达到全班同学。在公交车还不大发达的年代，联络的方式几乎完全依靠步行。好在大多数同学都住在铁西区，住的地方相对来说不算太分散。
二、报考门类和入学志愿的选择
俗话说：“女怕嫁错郞，男怕选错行”，我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婚姻和职业选择这两者是至关重要的。但问题是这么重要的问题却是在我们每个人涉世未深，几乎还没有任何阅历的时候确定的，这就难免日后反悔，甚至会造成生活中的一系列的悲剧。等到我自己长大成人以后才觉得，在青年时期，如果有比较开明的父母或者别的亲人能够提供参考性的意见，帮助把把关，这实在是件幸事。在我年轻的时候，择偶的问题家里经常为我操心，但当时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却没有从家长那时得到任何意见，这并不是他们对此不关心，而是他们对当时年轻人职业的选择和各个行业的职业特点知之甚少，因此也提供不了更有价值的意见。
我喜欢文学是从１９５３年开始的。我小时候因为特别淘气和贪玩，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竟连初中也未能考取，只好参加了一个补习班，准备来年再继续考。这个补习班实际上是个夜校，每天晚上五点以后到一所名叫“长春小学”的学校去上两节课，只补习语文和算术两门功课，因为当时考初中只考三门：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我们那时候把第三门功课看得并不重要。给我们补习语 文的 老师，是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一位战地记者，他名叫王放，人也很豪放，这样的性格让他日后倒了霉，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时当上了右派分子，这是后话，但在他给我们补习语文课时却成了补习班时多数同学的偶像。在他的号召下，我们几乎人人都开始阅读文学作品。 王 老师向我们推荐的第一部作品是翻译过来的一本苏联小说，题目是《古丽雅的道路》，描写的是一位苏联的女共青团员在爱国战争中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事迹。正是这本小说，使我成为一名小文学爱好者。这种爱好后来一直持续下来，直到步入老年依然如此。我在初中和高中上学时，语文成绩始终在班级和年级里名列前茅，在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结束时的铁西区的语文汇考当中还以超过90分的成绩获得了全区的第一名。除了文学以外，我还喜欢读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作为一个中学生，尽管这些著作中的好多内容当时并不能完全读懂，但还是得到了很大收获，使我对社会问题建立了比较广泛的兴趣。
上大学读书如果单就个人志趣而言，我毫无疑问要报考文科大学，以便在这个领域得到更深的造诣。但是我最后选择的却是理工科。为什么要违心地选择自己并不十分喜爱的职业倾向呢？说起来原因还很不简单。我们那时候在同学当中普遍流行着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不害怕。”凡是成绩好的学生几乎清一色地报考理工科，即所谓一类学校。那时候报考文科的多半是数理化学习成绩相对较差的同学，会被人看不起。我的数理化成绩在班上属于前几名，报考文科可能会被人瞧不起的想法和对文科的偏爱在我的思想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的语言老师希望我学文科，而同班同学却很不赞成。
天平后来为什么向理工科倾斜了呢？决定性的因素是我的家庭问题，考大学那一年高校录取新生普遍很重视家庭出身。因为我的父亲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历史方面的污点，这直接影响到文科专业能否录取，而且也会影响到未来的就业的难易以及政治风险，因为从事文科的职业对政治很敏感，这是不言自明的。为了有更大的把握被大学录取，只好忍痛割爱，放弃了报考文科而选择了理工科。我的一位比较要好的同学当时曾动员我报考所谓“二类”，即医科和农科专业，当个医生这固然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同样是顾虑到家庭的问题，怕学医不成而被分配到农学院去，将来一辈子务农也实非所愿。决定报考理工科以后，我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亲戚曾建议我报考建筑专业，我一度也动过这样的念头，只是因为报考建筑专业需要加试素描，而我在这方面素无训练，也就放弃了这种想法。
我最后报考的专业都围绕着机械，也有矿山机械、农业机械和化工机械。选择机械专业也有一些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从小喜欢捉摸各种物件的结构，家里的一些机械，小到绞肉机，大到留声机和钟表我都偷偷地拆开过，有的拆开后还能重新装起来，但也有的拆开以后就再也装不上了，为了这类事情我小时候也没少挨打。原因之二是我的姑父在机械工厂工作，厂里的事情我或多或少地懂得一些，特别是经过大跃进的年代和勤工俭学实践活动以后对机械方面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在机械专业中条件最差的也莫过于铸造专业，我觉得即使分到这个专业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好还可以把身为铸造专家的姑父的技术继承下来。原因之三则又要归结到我的家庭出身，这般背景如果报考一些“尖端”的专业（比如军工专业和核物理专业等）等于是白报，自觉根本没有录取的可能。
在入学志愿的填写上我也填得很保守，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增大被录取的机会。我考大学的时候，和我关系最要好的表哥和堂姐都在大学就读。表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机械系焊接专业二年级，堂姐在大连工学院读无线电系无线电技术专业一年级。他们都希望我能够到自己所在的学校读书。考虑到以上两个因素，于是我就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和大连工学院机械系分别选定为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我觉得如果能够被这两个学校中的任意一个录取就绝对是“烧高香”了。为了保险起见，我的第三个志愿填写的是东北工学院的矿山机械系，因为衡量我的各方面条件，觉得被该校该系录取的把握或许更大些。下面的志愿报的都不高，也没有太认真地加以考虑。我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所报的入学志愿却铸成了一件憾事。我的第一志愿所报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动力机械系那年在辽宁全省只招一个学生，而且该校马上就要转为国防工业部直属的院校，以我的家庭出身报考对政治条件要求极严的学校和专业，等于是放弃了第一志愿。另一方面，以我那年入学考试成绩，完全符合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而清华大学对考生政治条件的要求却比我考入的大连工学院更宽松一些。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利就可能有弊。那年如果我真的考入清华大学的话，我就得等到１９６６年才能毕业，刚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实际参加工作的时间就要拖到１９６８年以后了，留在学校搞革命，我能不能挨整当然就很难说了。所以没报清华，没能和我在班里最好的同学冀维新一样园了清华梦,既是憾事，也是幸事。
三、体检和入学考试
不知道是因为遗传因素还是由于复习功课太劳累，要考大学那年的春天我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血压偏高，高压曾经达到１６０。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对复习计划作了适当的调整，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还适当地吃了点药。虽然很快就使血压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但是体检时仍然很紧张，生怕不合格。那时已经进入夏季，天气比较热，我以为保持体温低些可能会对血压检验有好处，所以就事先准备了一个热水瓶，里面装满了冰棍，在体验时隔一阵子就吃掉一根冰棍。没想到这个办法也许起了作用，血压完全正常。但在体检时医生却发现了我的肺部有钙化点，他问我什么时间得的肺病，这把我吓了一跳，我说我一向很注意锻炼身体，不会得这种病吧，但医生却说我肯定得过，只是现在已经完全好了。这事使我很后怕，我光注意血压的事了，没想到肺部差点出了问题。体检最后的结论是由于眼睛近视，不得报考演员。因为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当什么演员，这个结论对我来说只是被当成了一个和同学们交谈的笑料。
入学考试是在堂姐原来所在的沈阳市第３２中学进行的。考试科目的顺序现在已经忘记了，但考试的内容有些还依稀记在心里。３２中在沈阳市的和平区，它和铁西区紧挨着，距离不算太远，但是交通却很不方便。上午和下午都安排了考试，中午还需要解决一顿午饭。姑姑给我烙了几张馅饼，用一块手帕包着，她怕我考试时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给我带去的饼的数量差不多是我平时饭量的两倍。带没带喝的水也已经记不得了，现在印象最深的是那几张馅饼。我有一个名叫李大良（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的同班同学，他在上课时位置和我紧挨着，我们关系虽好，但他从来没吃过我带到学校的饭菜，因为他是回族人。高考第一天午休时，这位姓李的同学自己单独找了一个角落吃了他带的午饭。我的午饭吃饱以后不久，另一位同学走了过来，他问我：你带的饭还没吃完吧？我说：是啊，你没吃饱吗？他说：不是，是李大良没吃饱，他带的没够吃。我说：不行，他是回族,我带的馅饼里有肉。这位同学说：没关系，他能吃，但他不好意思直接找你要。于是我就把剩下来的两张饼全让他拿给李大良了。
入学考试的题目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事后同学们在一起对比答案，我发现只是数学试题中我因为马虎而错了一道３分的小题，答案中有个根号３，我没有把根号写出来。其它的科目，包括便于核对答案的俄语试题，我都获得了满分。语文和政治试题成绩也都在８０分以上。这里应当记上一笔的是俄语的考试。俄语考试我用的时间最短，不到２０分钟我就已经把全部试题都答完了。我停笔检查并准备站起来交卷的时候监考的老师走了过来，他站在我身边注视着我的卷子。他看着看着，突然将一个手指头指向我的试卷。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一看，发现有一篇俄译汉的短文的题目我没有翻译出来。我立即拿起笔写上了“祖国”两个字，它就是那篇短文的标题。
入学考试这样顺利，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担心别人也会考得很好，这样就无法分辨谁的成绩好谁的成绩差。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也只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下去了。
四、“发榜”之前
1960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日期好像是在7月10日 左右，具体是哪几天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考试结束以后，等待“发榜”的日子虽然令人心焦，但毕竟不是那么紧张，整天很清闲，每个人的时间都突然变得充裕起来，但是却什么书也看不进去，有一种无所事事的感觉。学校已经放假了，但不少同学仍然经常到学校去，一来是想打听打听各方面的消息，二来是指望能在学校里遇到一些同学彼此解解闷。有一次我到了学校以后还真的得到了一个很有用的消息，学校里为了帮助准备上大学的同学筹集入学时的路费，和附近的建筑工地联系好了，我们可以自愿到那里打工。我们那时候管这种打零工的作法叫作“打小工”，作为力工的“小工”有两种不同的待遇，活儿比较重的每天付给１.８６元，活儿轻一点的每天付给１.58元。当时我家的生活还比较好，支付路费没有什么困难，但我还是动心了。当晚回家以后还询问了一下姑父的意见，他说这份工资并不算低，于是在第二天我就加入了打小工的队伍，我的体力较强，因此选择了活儿较重但待遇好些的工作，主要的施工作业是和同学们在一起挖土方。由于我在读高中时经常参加劳动，所以对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在乎。２０天的小工劳动结束时，我如数领到了近４０元的工资。这段打工的生活结束那天刚好赶上学校里卖西瓜。那时正值酷暑，我想买个大西瓜回去给家里一个惊喜。可是我不知道哪样的西瓜甜，只记得姑父曾经说过大个的西瓜一般都是熟瓜，于是我就挑了一个个儿最大的西瓜。这个瓜有十多斤重，一下子花了十几元。可是到家里切开以后却有些失望，因为它虽然个儿很大，水分也很丰富，但并不很甜。然而这毕竟是用我的第一个“工资”买回来的水果，大家吃的还很满意。最高兴的要算表哥了，他那天刚从哈尔滨工大放暑假回来，一下子吃了好几块。我看到家里人喜悦的样子，虽然瓜不是很甜，但我的心里却像是甜滋滋的。
等待“发榜”的４０天时间终于算是熬过去了。
五、“发榜”
那年“发榜”是分批进行的。最先“发榜”的是所谓“一表”的学校，当时被列入“一表”的全是国家的重点院校。我报的入学志愿当中属于这类学校的只有上面提到的三个学校。从第四个志愿以后就突然落到二流和三流院校了，它们被称为“二表”和“三表”学校。过了好多年以后我仍能记得报志愿的顺序，但现在还能记得的除了前三个志愿以外只是最后一个志愿了，即设在黑龙江省密山县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学院，报的好像是农业机械专业。第４到第２７志愿是哪些学校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１９６０年那年，列在“一表”的学校预先规定是在８月２０日“发榜”的。所谓“发榜”实际上并不真的张榜，只是沿用了已经沿用了世世代代的说法而已。我们在入学志愿填好以后同时准备好了一个大信封，信封上的发信者印的是辽宁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收信人则是我们考生本人，收信的地址一般都选择的是自己的家庭所在地。到了那一天，我刚刚吃完了早饭就找了一个比较矮的板凳放在我家的阳台上。我家住在二楼，周围没有更高的房子，我坐在阳台里的小板凳上，如果邮差在楼下喊我的名字，我马上就能听得到，因为我家的阳台朝北，阳台离我家所在的楼门洞口直线距离只有两三米左右，这样近的距离当然不会错过邮差的喊声。但是外面的人却看不到我连续一整天焦急等候发榜的情景。我从早晨开始就一起坐在那里，一连几个小时耳朵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如果有录取的消息到来，邮差一定会高声地喊我的名字。中午的时候，姑母让我进屋里吃饭，我迅速地把饭碗端到阳台上，一边吃饭，一边继续等待。到了下午，我的几个同学陆续到来，他们告诉我说，班里已经有几位同学接到了被各个重点院校录取的消息。那天，随着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的过去，我的失望的情绪也愈加强烈，因为到了下午五点钟以后，听到的全是别的同学考上了重点大学的消息。
在我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一位和我最要好的同学考取了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我班的团支部书记杨乃全同学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了，我班的班长李晴考取了北京石油学院，进京的还有三名同学，都在北京钢铁学院，还有三名同学被东北工学院录取了，其中就有高考时吃了我的馅饼的那位回族同学李大良，有一名女同学路景兰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被国家重点大学录取的总共有１０名同学。我听到这些消息，当然为他们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惊讶，因为在报考大学的同学当中竟有四分之一考上了全国重点学校，这么高的录取比例在沈阳市各个学校当中可能都是创记录的。
那天，我因心情不好而没有吃晚饭。论学习成绩，我和这些已经“发榜”的同学不相上下，可是，我却没能像他们那样幸运，我开始感到失望和渺茫。姑父和姑母先头一言不发，后来开始安慰我。在他们眼里我本来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现在已经明显被排除在重点院校之外。这样的结果我虽然预先也有些精神准备，因为当时对考生的家庭出身方面过分强调，我也很可能一辈子进不了大学的大门，但是，如果果真是这样，对我的打击也还是相当大的。我从８岁起就一起和姑父姑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夫妻俩没有生过孩子，先是在我之前收养了我的表哥，他是我的另一位姑母的孩子，以后又收养了我。所以我和表哥亲如兄弟，后来我和他还成了“连襟”，我们俩娶了佟家两姐妹。姑父和姑母对我一直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的孩子那样，在生活学习各个方面都尽量给我创造好的条件，对我能否考上大学也非常关注。如今这样的结果也确实让他们感到特别的难过。那天表哥回他自己的家里去了，要不然也会为我难过的。天黑以后，我无法入睡，一个人走出了家门。姑母可能是怕我想不开，就也跟着我出去了，可是因为我走得很快，她没走出多远就看不见我的身影了。我心里觉得憋得慌，就在街上像练习长跑那样慢跑，打算用这种方式驱除心里的不快。可是，在我已经跑得很累的时候，不良的心情仍然无法缓解。当晚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时分了，姑父姑母也都还没有睡觉。那肯定是全家人的失眠之夜。
第二天早晨我早早地就起床了。肚子很饿，就匆匆地吃了点早饭，悄悄地重新坐在阳台里的小板凳上。按说这时继续等待“一表”学校的“发榜”已经无望了，因为预先通知“一表学校”的发榜日期只有一天。那么，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等下去呢？这是因为在我心里还抱着考上“一表学校”的一线希望。在前一天傍晚的时候来我家的同学都用一个不很确切的消息来安慰我，他们说整整一天也没得到谁被大连工学院录取的消息，说不定我报的这个学校还没有正式“发榜”。我当然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但在当时我已经觉得这没有多大的可能。
早晨８点钟左右，一个声音突然在楼下响了起来：“ＸＸＸ来信啦！”天哪，莫非是真的“发榜”了吗？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向楼下张望，果然，一个扶着自行车的邮差手里拿着的正是我自己亲手写的那个大信封！我立即应了一声就跌跌撞撞地跑出了房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下楼的，大概是跑着跳着下楼的吧。只一瞬间就从邮差手里接过信，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也没对人家说就转身进了门洞，一边走着一边忐忑不安地急忙撕开了那个大信封的上端封口处。“大连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几个醒目的大字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一时刻的惊喜让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我的一生当中最令我激动最令我心醉最令我不能自已的。我手里拿着信封和录取通知书三步两步就上了楼，差点撞到正在下楼的邻家姑娘身上。本来我和她很熟，关系也一直不错，但当时我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是一门心思：赶紧回家向姑姑报告喜讯！
六、“发榜”以后
姑姑看到我拿着录取通知书进门，满脸的喜悦，忙问：“考上了吗？”我说：“考上大连工学院了！”姑姑说：“太好了！快去给你妈报信吧！”那时候母亲正在沈阳市第２中学参加暑期中学教师集训。我很快就穿好了衣服，也准备把录取通知书带给妈妈看看，但是姑姑说：“通知书别带走，路上丢了怎么办？”我觉得姑姑说的有道理，就把它交给姑姑放好，我自己就立即出门了。
到了第２中学以后很顺利地就找到了母亲。她听了这个消息以后自然是笑逐颜开，但也为没有直接看到录取通知书觉得有点遗憾。对这个消息，母亲感到非常意外，一是因为当时她还没听说第２中学有人被大学录取的消息，二是没想到我会被这么好的学校录取。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参加集训的教师当中传开了，好多老师都过来向母亲和我表示祝贺。我在２中的食堂时正吃着面条的时候，刚好遇到了我在上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 任马铮 老师。他也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但那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 和这位 老师分别毕竟已经有七年了，而七年前我还是个刚满１２岁的孩子。 马 老师听说我曾经是他的学生非常高兴，哪个当教师的不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呀！
接着，我又到老姑家去报喜。老姑家我常去，除了放寒假暑假以外，我初小四年级的最后一个学期因为搬家转学困难还在老姑家住了好几个月，在他们所在企业即１１２厂的员工子弟小学读到初小毕业。老姑听说我考上大学了，既为我高兴，也为我们全家高兴，因为我们这个姓氏又有了一个孩子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老姑还送给我一条毛巾被，但我考虑到她家也需要这条毛巾被，我就谢绝了这份礼物。
按照入学通知的要求，我们这些新生必须在８月２４日到３０日之间到学校报到，经过和姑母商量，我决定在２６日到校报到，这样就得在２５日晚上从沈阳出发。时间已经不算很充裕了。在剩下的几天里，姑姑为我准备了新的被面和褥面，做了一身新的篮色的布外衣，到商店里花２６元买了一个纸质的但外面罩着布的看相颇好的绿色的衣服箱子。学校在通知里还要求准备好一大一小两个搪瓷饭碗，但我跑了几家商店都没有买到。那时候这类商品已经很难买到了，但我们当时因为在家里不使用这种器皿，对外面的情况并不了解。直到入学好几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恢复以后才买到了合用的搪瓷饭碗。邻家的大婶这时也过来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忙，姑姑就把一件穿旧了的衬衣拿出来让她帮助补补。这位大婶看过以后说，这件衣服已经过性了，但她还是按照姑姑的要求补好了送到我家来了。
８月２５日晚上，我按照事先的约定，和其他三位也被大连工学院录取的同班同学王秉铎（也在机械系）、王修山（造船系）和曲建春（数理力学系）一起准备乘同一辆火车到大连。在沈阳南站的站前广场上一下子到了二十几位同学。在被“一表”学校录取的同学当中，我们四个人虽然接到录取通知的时间最晚，但我们的出发时间却是最早的，所以到车站欢送的同学也最多。在前去送行的同学当中近一半同学当时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但他们也高高兴兴地为我们送行，为我们祝福。那天晚上，刚从大连工学院回家过暑假的堂姐也到火车站来了，当她听说我们班有那么多同学考上了国家重点学校感到很惊讶。
那天晚上，我们怀着对家乡的留恋，对老同学的思念，对姑姑和其它亲属的眷顾，怀着对未来美好的学习生活的憧憬离开了我生活了十几年的沈阳，跨上了南行求学之路。那时候我觉得大连是那样遥远。
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我的心里此时是兴奋的，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但又觉得有些忐忑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