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委员长蒋介石办公室里拆换原有的旧式电话，新安装了美国产的自动电话机。可这一标志人类文明不断进化的通话工具当时并没给这位“民国伟人”蒋委员长带来多少轻松愉悦，相反常常是烦恼相伴，以至于他“摔电话”的传闻不断。

　　

      蒋介石早期接触的电话都是人工式的，一般由专人负责专线，接不通的情况不多岁。蒋介石要电话时如遇总机忙，接线员只要说一声“委员长要用电话”，就可以将其他正在通着的电话切掉。自从蒋介石的桌子上虽然也赶时髦放了一台自动电话。可是习惯了传统通话方式的蒋介石对这个新事物怎么也培养不出兴趣来。他觉得自己一拨电话，要么没有拨号音，要么拨错号。好容易拨通电话，又发出忙音，每每气得他将电话往地上掼。蒋一掼电话，倒霉的当然是他手下的人。

　　有一次蒋介石住在武昌，想往汉口打电话，无奈电话连续拨不通，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把他的随身副官蒋孝镇叫进来，要他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传来问话。湖北电政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闻讯，吓得慌忙找人召开会议。责令专人检查电话机和线路，还查看了蒋委员长当时的通话记录，都没发现问题原因。直到黄如祖战战兢兢去见蒋介石时，才知道原来蒋介石打电话时，从武昌到汉口的“过江中断线”一直是处于忙音的状态。幸好蒋介石已经过了震怒期，黄如祖赶紧顶着满头冷汗，连忙为蒋介石设立过江专线。尽管如此，蒋介石顺顺当当打通电话的情况仍不多见。后来，蒋介石索性将自己桌子上的电话拆了，仍旧通过手摇电话机由专人负责转接。

　　还有人说蒋介石就是不会打电话。据侍卫回忆，蒋的习惯是一拿起电话筒就拨打，从不听是否忙着，大概也不知道什么叫忙音。如果对方电话号码是5位数。他往往只拨了4位就停止；或者拨号不到位，如拨“9”、“8”这些较大数，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松手，这样自然是打不通电话了。有时遇到对方正在通话，他拨打几次听到的都是“嘟嘟”声，他也不知什么原因，气得他把话筒扔在地上，干脆叫人把办公桌上的电话拆了。后来，蒋介石的侍从室安装了西门子手摇磁式话机，摇电话有秘书代劳。但即便如此，也不见得如意，他有时通话挂掉电话后，又想起事来，立即再打。他反反复复，而且要求立即就要接通，可当时的技术设备还达不到这个要求。到后来，往往是先由秘书把电话接通，再请他通话。

　　蒋介石为打电话发脾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接线的话务小姐们“语言难通”。

　　几乎所有的话务小姐都说蒋的宁波官话很难听懂。当时电话局私下谈论一则趣闻：蒋的宁波话，碰到张发奎一口粤语，两人说话简直不如所云，各说各的，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蒋按通话惯例，说完总要问“听懂了吗？”张也照例回答“是”！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张只好回去再细细琢磨蒋的意思。

　　“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蒋介石经常与前线长途联络，长途台的女话务员刚刚从事电话业务不久，她们并没有意识到为蒋介石转接电话线的重要性，依旧按照一般手续询问“受话人姓名”和“种类”等；再加上蒋介石说的一口宁波官话，这些话务姑娘听不懂，不免重复询问，甚至还出现转接错误、延误军情的现象。蒋介石为此十分恼火，以后凡在电话中听到女话务员为他接话，二话不说就将电话挂断，还叫副官查问原因。

　　有一次在重庆，负责为蒋介石转接和监听电话的值班人员王正元上厕所去了，临时叫女话务员班长代看一下，不料正碰上蒋介石叫接电话，这个重庆姑娘张口一句“啥子吗？”重庆口头语就让蒋介石十分恼怒，他马上挂断电话。责令蒋孝镇立即去追查责任。从此以后，蒋介石电话监听专人不得不轮流守候，片刻不离，以防万一。　

　　淞沪抗战时，蒋介石每天要打长途电话至前线，亲自下达命令，要某师驻某地，有时连某炮兵团的命中率都要一一垂询，时间大都是在深更半夜，通话的前线将领明知蒋介石在瞎指挥，也只有唯唯诺诺，不敢抗争。有一次，战事正急，蒋介石对长途台小姐说：“要顾总司令（顾祝同）电话。”接通时，却是朱总司令（朱绍良）蒋当即怒气冲冲责问：“我要苏州总司令，怎么你来了……”一查原因是南京的一位话务小姐听错了。结果这位话务员第二天就被辞去丢了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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