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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谁来养?

  老有所养,谁来养?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初稿2004年发表于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第42期(总第275期):http://www.zgjjzk.cn/document/2004/200442/cz01.htm,被“网易财经”评为2004年11月份中国财经新闻“TOP-10”第八
  
  老有所养对社会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 教育 ,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要是同时有两、三个小孩在读公立 大学 的话,第二、三个小孩免交很多费用。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金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候都是高生育率而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 美国 “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是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 工作 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估计,每3.3个在职者支付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付1个退休者。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寿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最近二十几年来,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的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 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了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就是现在,发达国家社保问题也才露出芽来,因为欧洲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所以现在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日本就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更主要是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一种拒付养老金的表现之一。
  
  依照 国际 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 英国 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了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束手无策中就进入老年社会。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 而由于计划生育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总统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城市社保立马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相当于现在欧盟15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程,这些老年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最近中国已经开始延长退休年龄了,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智力经济 时代 ,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的赢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了,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了,出现“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要是大多数人都这样的话,其实是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身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但从社会角度出发却是危险的。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是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有能力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老年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整个社会付出的太少的话,今后问题可大了。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社会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 免费 。你以为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美国政府是明智的,并且也有能力这样做。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反而分数线远比农业省份要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这个时候以前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一通货膨胀,以前100元将降低到不值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招收45岁以上的职工了)。
  
  年轻人本来就要赚钱多,老人本来就赚不到钱。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候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但随着老年化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
  
  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是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后,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留下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往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还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但却是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但正因为目前适龄生育人的基数大,就意味着今后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保政策时才更应该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 。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弥补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很大部份,但现在吃只占很少部份。科技的提高,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象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比中国还要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 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1]。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寿命是有所延长,但有极限,中国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专家预计数百年内人类平均寿命不会达到100岁。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仍然会有所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要死不活了),尤其是今后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对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时候需要抚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抚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
  
  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到问题来临时候,谁也逃不了。
  
  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既然有这样的好事,又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还能得的奖励,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初期,政府鼓励集体化,在统一食堂里吃饭比自己家里还要好(将几年的存粮几个月都吃完,生活当然好),有这么好事情,都一窝蜂加入集体化。结果呢,出现大的饥荒。谓之“自然灾害”,不是人灾又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
  
  普通老百姓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就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 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总之,计划生育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社保案(当然远不仅如此),上海社保案相对于计划生育来说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易富贤人口专栏、专题:
光明网《光明观察》周刊易富贤文集: http://guancha.gmw.cn/author.aspx?id=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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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计划生育改变中国和世界民族结构

5000年历史的炎黄子孙,经历了多少苦难奋斗,摸索出一整套生育 文化 ,由于我们的独特生育文化和地理优势,我们民族人口一直位居世界第一,长期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初一度占全球的40%。但到1900年的时候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现在只有五分之一。就是说1800年左右全球人口10亿,中国4亿人口,增加到现在的13亿人口,仍然萎缩在祖宗的传统土地上;而另外6亿人,现在后裔增加到52亿,除了传统土地外,还遍布美洲、大洋洲等新世界。要是继续现在人口政策,中国人口在100年后将不到5亿,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300年后将只有2800万,并且这些人口中汉族比例将很低,而全球到时候仍然会有90亿左右人口。数千年的世界最大民族将变为三流民族的。即使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我们今后也难以将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保持在六分之一。以人为本,是历史的共识,没有足够的人丁,何来兴旺?随着人口占全球比例的减少,中国的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将下降。

由于对汉族不对称的计划生育,中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上升到1982年的6.6%,1990年的8.04%,2000年的8.41%,2005年的9.44%。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结果,从2000年11月1日到2005年11月1日,全国共增加4045万人口,其中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2.03%;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15.88% [2]。就是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占42%。从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共死亡4150万人口,以8.925%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370万。也就是说这五年全国共出生8195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2060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25.14%。

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增加23870万,其中汉族增加20063万,少数民族增加3807万,就是说1982年占全国人口6.6%的少数民族在这18年间增加人口却相当于全国增加人口的16%。这18年共死亡13812万人口,以8.04%(1990年的民族结构)的少数民族比例来计算,死亡人口中少数民族占1111万。换句话说,这18年全国共出生37682万人口,其中少数民族4918万,占全国出生人口的13.05%。

就算现在立即停止计划生育,由于汉族的生育文化被破坏的比较严重,并且计划生育对汉族的生育观念惯性影响更大,就等今后人口平稳下来后,少数民族将从过去的低于6%上升到超过20%、甚至30%以上……。

经过千年的风吹雨打所奠定的汉族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历史,竟然因为我们的不对称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对生育文化的惯性破怀)而短时就逆转。一个国家要是主流民族人口不能占有绝对优势,就很容易出现民族矛盾,而现在中国的人口政策和民族政策却是鼓励民族意识而不是民族融合,是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

现在的各个民族一起同甘共苦数千年,应该平等繁衍。我是反对有些人提出的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计划生育的(而有些人口学家却认为要对少数民族也实行严厉计划生育),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计划生育政策比较宽松,总和生育率并不远高出世代更替水平,中国目前民族结构的改变并不是因为少数民族生得太多,而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汉族生得太少(是汉族自己作孽,而不能将气往少数民族身上撒)。少数民族现在总人口1.23亿了,要是继续现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一升一降,过不了几代就可以根本改变民族结构,就像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在近200多年下降了近一半一样。笔者也认为应该保护真正的少数民族的利益,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但有些民族从全球来看其实并不算少数民族(在全球有上千万人口的民族不能算少数民族)。美国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民族有经济和教育的优惠(这些优惠的结果其实是有利于民族融和),但从来没有用政策来单独鼓励少数民族生育。华人、印度人在美国算少数民族,但从来享受不到少数民族的优惠,因为华人和印度人从全球来看并不算少数民族。

中国古代也注重民族团结,但是不歧视本族百姓。因为古人认识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前提是不能以牺牲汉族利益为代价,这样才能维护民族团结。以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导致国家财政短缺,国家今后无力对少数民族实行经济等优惠。长期对汉族的不平等待遇,少数民族养成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在民族区域,汉族已经被歧视了),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才能有利于民族融和,刻意给少数民族优惠,难道不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汉族的这个“大”又能维持多久?

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2006年黑山共和国的全民公决,曾经辉煌的“南斯拉夫联邦”在十几年内一分为六,“南斯拉夫”这个曾经光荣的名字彻底消失。南斯拉夫的解体很大程度可以说是因为人口和民族政策,“得益于”铁托的民族政策。整个铁托时代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之一的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而被被铁托整下台。在压抑处于人口和经济强势的塞尔维亚族的同时,却照顾和优惠人口较少的其它民族、尊重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自决权。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 “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省”。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新民族”相继独立[3]。在西方对南斯拉夫解体幸灾乐祸的同时,欧盟内部的民族矛盾风起云涌。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口增长也很不一致,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生育率低,人口增长缓慢,从1926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到不到2倍,而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亚穆斯林地区却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人口增加很快,占苏联的人口比例也不断增加。

表14.1、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历年人口(百万)[4]
年份 1926 1939 1960 1970 1979 1990 2000 2000/1926
俄罗斯 93.5 109.3 118.9 130.1 137.6 148.0 146.0 1.6
白俄罗斯 5.0 5.6 8.1 9.0 9.5 10.3 10.4 2.1
乌克兰 29.0 40.0 41.9 47.7 49.8 51.8 49.2 1.7
格鲁吉亚 2.7 3.5 4.0 4.7 5.0 5.5 5.0 1.9
亚美尼亚 0.9 1.3 1.8 2.5 3.0 3.3 3.4 3.8
阿塞拜疆 2.3 3.2 3.7 5.1 6.0 7.1 7.9 3.4
哈萨克斯坦 6.1 6.1 9.3 13.0 14.7 16.7 16.8 2.8
乌兹别克斯坦 4.6 6.3 8.1 11.8 15.4 20.3 24.1 5.2
土库曼斯坦 1.0 1.3 1.5 2.2 2.8 3.6 4.3 4.3
吉尔吉斯斯坦 1.0 1.5 2.1 2.9 3.5 4.4 4.5 4.5
塔吉克斯坦 1.0 1.5 2.0 2.9 3.8 5.3 6.1 6.1
单位:百万

而中国不光是采用类似南斯拉夫的民族优惠政策,而且还对少数民族采取优惠的人口政策。在没有主体民族的国家与地区,“谁想独立就让谁独立”的结果必然是爆发旨在争夺土地、资源与统治权的无止境的种族战争与极其残酷的种族清除,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没有好处。无论对“根本”还是“枝叶”都不利。

[b}一个数据就足以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撕成碎片

作者:易富贤 familyyi@yahoo.com

2004年启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蒋正华担任组长,宋健、徐匡迪担任副组长。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刚组成,我就提出了担忧。因为组长蒋正华就是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的参入者之一,并且长期担任计生委副主任。副组长宋健就更不用说了,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总设计师。本来寄希望副组长徐匡迪,但2005年看到他与新马尔萨斯主义旗手布朗的对话,我就感觉到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算是彻底完了。他竟然相信中国人口会达到14.5亿,竟然坚持对计划生育和耕地一票否决制。新马尔萨斯主义算是将中国逼到了死角。

经过课题组300多位专家学者两年多的工作,完成了26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目前生育率为1.8,1.8的生育率是最佳生育率,中国人口在2033年达到15亿顶峰。

中国网2007年1月12日报道: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昨日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确定,到2010年,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2005年还是说13.7亿,看到目标无法完成,临时改为13.6亿)。2033年达到峰值15亿左右。

这个结论与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副主任王国强以前的说法一致:

中国人口网 2006-08-13: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根据测算,中国的人口最高峰不会超过15亿左右。从人口总量控制看,根据测算与规划,到2010年,我国人口要力争控制在13亿7千万;到2020年,要能够控制在14亿6千万;到2033年左右达到峰值,大约在15亿左右。

《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15日。张维庆: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2033年前后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

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以及王国强和张维庆的说法,中国人口到2033年达到顶峰。我们假设今后年人口增加是直线递减(至少是接近直线递减,1987年到2005年确实是直线递减的;2011到2015这五年由于育龄妇女有所增加,增量可能会暂时有所上升),到2034年的时候为0(零增长)。假设2006年人口增量为X,每年增量减少Y,那么2007年人口增量为X-Y,2008年人口增量为(X-Y)-Y=X-2Y,2009年人口增量为X-3Y,以此类推,2034年人口增量为X-28Y。那么这29年人口总增量为29X-406Y。由于人口从2005年的13.0756亿增加到2033年的15亿,增加1.9244亿,也就是说29X-406Y=19244万。而2034年人口零增长,意味着X-28Y=0,也就是X=28Y。那么两个方程式就为:

29X-406Y=19244
X=28Y

计算结果:Y=47.399万,X=1327.172万。

那么依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结论以及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副主任王国强的预测,2005年以后每年人口增量和人口总量应该是这样的(至少接近):

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2033年15亿人口”预测(万人)
------------------
年份--增量--总人口
2005--------130756
2006--1327--132083
2007--1280--133363
2008--1232--134595
2009--1185--135780
2010--1138--136918
2011--1090--138008
2012--1043--139051
2013---995--140046
2014---948--140994
2015---901--141895
2016---853--142748
2017---806--143554
2018---758--144312
2019---711--145023
2020---664--145687
2021---616--146303
2022---569--146872
2023---521--147393
2024---474--147867
2025---427--148294
2026---379--148673
2027---332--149005
2028---284--149289
2029---237--149526
2030---190--149716
2031---142--149858
2032----95--149953
2033----47--150000
2034-----0—150000
------------------
从上表可见,2010年(13亿7千万)、2020年(14亿6千万)、2033年(15亿)三个数字都与王国强和张维庆的说法一致,难道是巧合?说明我的预测方法基本准确。

就是说近年每年增加人口在1300万左右,但是根据2005年11月1日1%人口抽样调查报告,2001年到2005年共出生6846万。平均每年出生1369万。国家统计局认为2005年死亡849万(我认为应该在950万左右)。那么意味着2005年增加人口=1369-849=520万,就是说现在每年增加人口只有520万左右(至少有100万的水分),远远没有1327万。

这一个数据足以推翻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300多专家的260万字的报告!

目前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台湾、韩国每个妇女生育1.1个孩子,日本、新加坡生育1.2个孩子,香港0.94个、澳门0.84个。

目前中国每年出生1300万左右,女孩不到600万,25年后她们到了生育年龄,即使鼓励生育,每个妇女生育1.5个孩子(到时候不孕不育人口将远远超过目前日本、韩国,需要主流家庭生育2、3个孩子才能使得每个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孩子),每年也才出生900万,而到时候每年死亡1900万左右(1955年前后每年出生1900万左右),每年负增长1000多万!中国人口会等到2033年才负增长?

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的后果是:国家提出计划生育四个坚持不动摇,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标是:2010年13.6亿。

即便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中国人口13.0756亿(实际上只有12.4亿),依照国家人口战略组的修改后的2010年13.6亿的人口目标,那么这5年平均需要增加1049万(由于2010年死亡人口远比2006年要多,因此2006年增加人口必需远远多于1049万),2006年已经过去,实际上增加人口最多四、五百万,已经用事实推翻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

我在2005年预测当年的人口目标必将落空,建议一旦落空就追究计生委的责任并停止计划生育,我的预测已经被证实,但是人口政策还纹丝不动。

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再一次证实中国目前生育率只有1.3左右,而不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认定的1.8(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每年出生1300万人口修正成1800多万)。

其实计划生育以来,计生委和人口学界从来没有一次预测准确过。使得中央人口目标一次次落空。现在中国每年只出生1300万人口(还有水分),女孩不到600万;印度出生2400万以上人口,女孩1200多万。意味着中国今后在物质再生产(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育龄妇女)都无法与印度相比。一个人口大国就这样被学者搞得沦落了。

本来是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但是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报告越看越像招供书。国家今后需要找人为人口政策失误负责(相对中央人口目标,到目前为止有上亿人口不对数;1990年以来中央人口目标全部落空),直接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找就行。这300多位专家绝大多数是无辜的,但是可惜他们再一次被挟持,这次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断代工程(断子孙的代)。夏商周断代工程结论出来后,很多无辜学者纷纷站出来表示异议。这次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结论出来这么久了,还没有看到一个学者真正站出来发出声音。

就是说人口发展战略组再一次延误人口政策调整时机,每年少生至少数百万人口,300个学者的错误理论每年损失数百万人命!

人口数据与经济数据不一样,是无法长期隐瞒的(比如苏联人口问题早在1960年代就出问题,一直被隐瞒,但是1990年还是暴露出真相)。在今后的人口普查中将会核实,纸是包不住火的。一旦公众知道这些结果,那么就会是一场地震,那就不可能像上海社保案这样轻描淡写。等到1950年代那批人(计划生育的受害者)到了老年,那个时候问题暴露无遗(上亿人口对不上数,而老年人还指望这上亿人口养老),民愤难平。就算这一届领导人压得住,不追究,今后领导人迫于民愤,会一直压下去?

人口学界将功补过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
  
  作者:易富贤
  
  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2、教育产业化
  3、住房
  4、医疗产业化
  5、消费阶层化使得普遍感到穷。
  6、消费率持续走低
  
  1、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中国工资收入水平占GDP很低,只有11%,而税负又是全球第二,那么我们理应享受良好的民生服务。我们医疗、教育应该免费或者低成本,我们应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事实上,我国现有财力同样能够支持对医疗、教育等公共福利的更高投入[1]。
  
  但是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垄断企业与资本和财政税收正在形成我国社会的三大寡头,他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2]。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目前,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
  
  据《南风窗》2005.7上报道: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不敢开电灯。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12%,而且其中相当部分用于维持官僚机构的运转,而欧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都在45%以上。中国的低保,2004年中央财政负担105亿元,地方财政支出173亿,还不及公款吃喝费用的1/10[3]。
  
  相对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来说,1979年之前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令人刮目相看(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文化革命中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中国的医疗卫生当时也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
  
  然而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医疗的投入,国家对教育投入之少是世界罕见,降低到仅占GDP的2-3%,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去。教育成了家庭的主要负担,导致现在还得靠出卖廉价劳动力。2003年9月,在仔细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不仅所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例低得令人吃惊,而且政府预算部分只占其中的53%,另外的47%是由家长或其他来源填补的。她说,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然以世界教育总支出的1.04%,担负着全球正规教育在校学生中的17.9%[4]。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是2005年过去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5]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政府回避提供公共福利的义务,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在房地产领域,地方当局更依仗其唯一的土地供应者的强势地位,利用大规模城市拆迁、集体土地征用及饥饿供地等方式,进行“城市经营活动”,导致地价屡创新高,亦是房价居高不下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民众履行了纳税义务,却需要为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向垄断行业再支付一次不合理的代价;另一方面,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一方是不可替代的基本生存需求,另一方是不可动摇的垄断地位,这种力量悬殊的对比,更决定了民众在博弈中的绝对弱者地位[1]。
  
  《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6]。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
  
  2、教育产业化
  
  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教育的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特别是初中等教育,居民负担的比例世界平均不到8%,而我国的现实却远非如此。2002年,在教育投入总量9248亿元中,国家投入3107亿元,占33.6%;社会投入346亿元,占3.7%;个人投入5795亿元,占62.7%。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学级中个人都是教育投入的主力军[7]。世界上只有7.5%的国家,个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超过10%,中国既是其中之一。国家投入的经费,小学占36.0%,大学占23.6%,初中占22.6%,高中占12.5%,中专占4.0%,幼儿园占1.3%。
  
  2002年初中生人均国家投入1062元,尚不及个人投入2147元的一半,个人投入占67% ,“义务”二字早已名存实亡。
  
  小学的情形稍好于初中, 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1142元,个人投入占53.7%,比1998年下降7.2个百分点。
  
  高中学校的收费标准以每年14.7%速度递增,2002年生均个人投入达4825元,占全部投入的70.1%,成为高中投入的主要来源。高中已成为个人教育投入的第二个重点。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张路雄教授对于中国教育不平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城乡教育差距在中国教育不平等中表现最为显著。主要表现为城乡间学校资源和受教育机会的巨大反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加剧了城乡教育的差别。城乡教育差距还有一个方面的巨大差距是:进城农民子女得不到平等的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考察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原因,除了形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制约因素外,不合理的财政制度是使地区及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教育的城乡不平等必须从改革财政体制开始[8]。近年农村又出现另外一个现象,计划生育导致生源减少,小学合并。以前小学生只要到自己村里小学读书,小学合并后,学生需要到几里、甚至十几里外的中心小学读书,而一方面由于孩子小无法自理,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大多没有住宿条件,结果需要父母付出半个劳动力来接送孩子上学。由于经济差距和财政制度使得农村教育经费短缺,农村教育投入与城市差距巨大,而教育成本又与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是市场化教育,教育成本等同于城市人口的教育成本,而城乡收入差距又高达5、6倍,本身脆弱的农民家庭不堪重负。
  
  而重点中、小学制度是城市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重点学校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产生了中国特有的择校生和高额择校费现象。一些重点学校还以改革的旗号办起了民校,一校两制,教师的收入大幅度提高。由于教育部1992年有关政策制定的失误,使得这一现象越演越烈[9]。这一荒唐制度产生的根源是:在教育的产业化下,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教育供求关系改变。独生子女是父母的唯一希望和寄托,心怕亏待孩子,“父愿子成龙”,每对父母都将独生子女当成“精英”来培养,教育供求关系决定了教育的不合理收费。很多一般的家庭也不顾经济实力为孩子买钢琴、送孩子去各种培训班,额外抬高教育成本。但却因为“独柴难烧、独子难教”,花了高额费用后往往难以得到预期的教育效果。中国的孟母情结是教育成本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产业化得以推行的重要社会学基础。
  
  而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盲目扩招,高等教育更是让城乡居民不堪重负。1999年随着并轨令的下达,公费上大学划上句号,学杂费陡涨65.2%。此后,随着收费标准的不断提高以及学生数量的快速增加,个人投入继续猛增,2000年个人投入增143亿元,2001年再增260亿元,2002年更增366亿元。5年间个人投入每两年翻一倍,5年增加5倍,年递增速度高达41.1%。国家和个人两大主力的巨大投入促成了大学投入总量每年30.6%的高增幅,升速居所有学级之首[7]。
  
  目前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高达66%,而国外这一比例通常在13%―15%。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加上学校机构臃肿、冗员泛滥(中国高等教育的浪费情况非常严重,是最大的大锅饭),还有扩招之后的硬件投入等等也都加大了教育成本,导致现在家庭教育成本奇高。20年前,大学每学年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已经冲上5000元大关,增长了25倍。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中国现在普通高校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的贵族学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贫困生调查报告》的结论显示,2006年,有6成贫困高考生凑不齐学费。报告称,包括生活费在内,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学生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他们的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入不敷出。81%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0.2%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高达79.8%,只有4.7%的家庭的教育支出比例在40%以内。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一位官员尖锐地指出:“如果说高考是进入大学校门不可回避的门槛,那么对于那些贫困家庭而言,大学学费则是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隐形门槛。筹措学费的困难,甚至远远高于通过高考的困难,现在,6成顺利通过高考的学生正面临这道比高考更难跨越的隐形门槛。大学新生的贫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教育范畴的社会问题。”[10]
  
  在教育方面,根据2004.10《“我国教育公平的理论与现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的研究:国家重点院校党政干部子女与工人子女、农民子女的入学机会差距是31.7:4:1,也就是说,干部子女的实际入学机会是农民子弟的31.7倍,是工人子弟的7.9倍。
  
  而假如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从目前的水平,提升一个百分点,大学学费就可减半,中国就可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2005年的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是300亿元用于教育。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按照这一标准,可以减免大部分学生的费用[11]。
  
  而要是真的依照联合国的建议将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2.16%(0.39万亿)增加到6%(1.09万亿),或者只增加到世界平均5%(0.91万亿),到高中的免费教育将一点都不成问题,学生还读不起书吗?
  
  就是说,中国的国力是完全可以使得人口资源变为人力资源的,但是由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人口资源不能及时转变成人力资源,在很多人心目中人口是负担而不是财富。
  
  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2005年4月18日公布的最新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美国所有机构、所有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注明:助理教授大概相当于中国的讲师,不是中国的助教)的平均教授年薪为68,505美元(纽约地铁工人的水平)。很多大学的助理教授工资只有四五万美元(人均GDP的水平),比很多蓝领工人还低(全国平均3万多美元,比人均GDP低一些,但是一些行业的工资比较高)。公立研究机构的全职正教授年薪97,948美元。2005年中国GDP为18.2321万亿元,人均13919元人民币,中国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美国2005年人均GDP $41,800,工资总额达GDP的58%。依照美国的标准,要是工资总额只占GDP的22%的话,中国的讲师、副教授、正教授的平均月工资只有721元,正教授1031元;要是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提高到美国的58%的水平的话,中国的讲师、副教授、正教授的平均月工资1901元,其中正教授2718元。
  
  根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07月16日的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谢绳武校长认为,高校教师内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一般从事教学的教授年薪是七万到八万元,如果从事科研有项目,年收入可达50万到60万元。”中国的7万、50万年薪(全国工资总额占GDP 22%)相当于美国(工资总额占GDP 58%)的55万、396万美元;即使中国全国工资总额提高到GDP的58%,那么中国的7万、50万年薪也还相当于美国的21万、150万美元。哈福大学教授工资在美国最高,2006年正教授平均年薪也只有16.8万美元。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普通工薪家庭,而教授工资又如此高,教育经费和学费大量集中到工资上去了,这还只算教授工资,高校问题最大的浪费还是后勤和管理。难怪读不起大学。
  
  美国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每年是4694美元,那么依照美国的标准,中国大学学费只能在1563元;由于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22%(包括农民收入)而不是58%,政府拿走更多的钱,中国老百姓应该享受更好的社会福利,那么中国大学学费只应该在593元。
  
  教育的周期性导致这种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滞后性,因此“教育产业化” 有利于本届政府,但却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不利于今后政府。
  
  3、住房
  
  一般认为,房价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在3~6倍之间比较正常。然而在国内,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10~20倍。我国城市家庭购房平均要花掉其13.4年的收入,温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购房,甚至需要花费超过20年的家庭收入。
  
  目前中国房价持续攀升,与社会普遍的经济预期有关,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上升国家,今后的房价还有上涨空间,房产商抓住这一大众心理,推高房价、极力迷惑民众进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以此用最快速度获得暴利,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到那时,即使是洪水滔天,对他们亦不会有多少影响,因为钱早已落袋平安。
  
  在其他国家,年轻人购房都是等工作多年,有一些经济能力后自己再买房。但是独生子女政策所引起家庭结构畸形,子女刚结婚就需要父母帮忙买房。这也是目前房市畸形的原因之一。
  
  房价过高的另一原因是财富分布的不均匀,比如建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不到20万的成本,房产商以20万卖出是有利可图的。但既然财富都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这些人愿意花费100万去买成本价60万的房子。房产商当然愿意建高档住房了。这样必然影响普通住房的价格。
  
  中国富人控制房地产,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房产税,美国2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20%首期付款后,分30年付款,每月需要还银行900美元左右,还得缴纳近400美元左右的房产税。第一栋房子的费用要低,第二栋房子的利息和税就要贵多了,要是富人买几栋房子,即使全部付清,每年的房产税也是巨大的,倒不如将钱用在其它投资。中国没有美国那种高房产税,富人只要付清房子后,几乎不要担心其它费用,大户看中今后的房价上涨空间,修建大量房子,即使空着也不卖,因为他们知道房子的涨值比银行利息和股票增值要高,他们要一直等着高价位,并且即使今后几年真可能出现房产泡沫,也只影响中层房产商,对有能力炒长线的大户是没影响的(反而更有利),投资房产可能成了某些人洗钱的一种手段。要是财富均匀分布的话,房产商考虑的是短期收回成本,房价不可能很高,住房就单纯是为了满足人们现在的需要了,人们也可以达到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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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所致家庭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计划生育所致家庭结构畸形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作者:易富贤
  
被人民网收为“观点精粹”http://ha.people.com.cn/news/2006/08/11/119649.htm

消费萎缩是中国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而消费萎缩又是因为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所致。工资收入比重下降又是因为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合起伙来拿走了GDP和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行政成本增高、官员过多、过杂,一方面直接消耗财政,更重要的是充沛的财政收入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员腐败所引起的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官商勾结,导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由于行政成本以及衍生的腐败成本增加,于是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贫富差别日益扩大,老百姓不敢消费,储蓄率增高,继而引起就业不振,经济后劲不足。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又“盯上”老百姓的储蓄,甚至连医疗、教育都产业化,以求拉动内需,但起效甚微,存款还是越来越多,消费还是越来越萎缩。真是渴死在长江边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都被官商勾结瓜分了,百姓生活的改善几乎可完全归于孩子生得少了,使中国提前进入养不起孩子的时代,出现了独生子女家庭也供不起孩子上学的奇迹。

部门(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教育、医疗、房产部门)都有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中央政府应该严加限制才是,而不能纵容。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自1979年以来,每年都发布一份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报告》揭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下滑,2003~2004年度比上一年度下降了4位,导致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公共制度改善指数和宏观经济环境指数继续出现大幅度下滑,前者下滑14位,后者下滑19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考核评价指标的调整,其中一项“政府开支”调整为“政府浪费”;2004~2005年度又较上年度下降2位;2005~2006年度再次下降3位,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质量有所下降,世界经济论坛认为中国公共机构中最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9月26日公布了《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第48位下滑到了第54位,而印度则由第50位上升到第43位。WEF指出,中国的新技术参与度较低,成为排名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国在银行体系、教育和环境等领域有待提高。WEF还建议,中国应在降低政府管理负担、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努力。

中国行政成本成为世界之最,其原因在那里?说是制度因素吧,古巴、越南等国行政成本不高;说是文化因素吧,日本、韩国、台湾等行政成本不高;说是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吧,当年发达国家在中国目前水平的时候行政成本不高,比中国发展稍前、稍后的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行政成本也不高。
  
那么导致中国奇高的行政成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不是唯一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家庭消费结构畸形,给中国行政、房地产、教育、医疗产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增加腐败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少生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行政、腐败、房地产、教育、医疗、境外市场“盯上”了。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的廉价。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单个劳动者培养成本的大幅提升,劳动力必然会不廉价(从个人来说并不收益,因为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优势变成劣势,而且产业升级并未完成,导致我国的劳动力就业高不成低不就,社会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比如要是用低成本(比如美国大学生每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相当于人均GDP的1/4左右,那么中国每年费用就只应该为3500元左右)培养一个大学生,4年花费1.4万,毕业后月薪2000元,扣除生活费,一年多就可以挣回成本,对月薪2000元感到还算满意;要是培养成本每年高达1.5万元,4年大学成本6万,毕业后月薪只有2000元的话,需要4年多才能挣回成本,那么月薪2000元就显得工资太低。

计划生育使得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基本消费,降低了家庭的生存所需要的底线,国家获取太高比例的财政用来行政成本、企业和资本获取太多的利润。政府不可能自觉约束开支,无限政府的钱永远不够花,这是经济学和现代行政学早已共同揭示的朴素真理。远的不说,从2000年到2004年,政府财政收入4年翻一番,由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大大高于同期国民收入增幅,可政府还是连年闹赤字[1]。中国政府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健全,政府唯一受限的就是民众的生存底线。近年开始关注底层的生活,就是因为底层的生存底线已经受到威胁,他们会威胁社会的稳定了。

为什么民众对改革的反思直到现在才大规模出现?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发展上升阶段,虽然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国家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幅度远高于GDP增长,更是远远高于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老百姓的绝对收入还是有所增加,老百姓本能地纵向比较,有种知足感。并且国家经济支出不透明,老百姓感受不到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程度。等到近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房地产问题出现后,已经威胁着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才发现我们的很多改革并不是十全十美,有些甚至是极不合理的。其实农民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感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只是农民没有发言权。城市对威胁的滞后感受,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城市普通百姓经济水平比农村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平均只有不到1个孩子,农村平均超过1.5个孩子。要是占有社会发言权的城市主流家庭一直就有三个孩子,家庭生存底线就会明显提高,就无法容忍国家对民生投入如此之低,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增加的余地就不大,医疗、教育、住房等行业也就没有太多的利润空间,经济就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最先感受到生存底线受到威胁的是超生农民,因为中国的主流消费和公共消费(如医疗、教育、行政等)是依照城市主流家庭的收入所设计的,比如农村的教师、医生、乡镇干部的待遇都是对照城市员工的收入而不是农民收入的。而城市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这样农村超生家庭养育两三个孩子的代价就比正常水平要高,就是说他们除了超生罚款外,还以很高的成本在养育两三个孩子。但是对于他们的先觉的苦难,城市人口往往加以嘲笑,说他们的贫困是因为超生。
  
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人,是劳动力,那么我们从劳动力的角度看看行政成本增高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劳动力价值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费用。根据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和层次,这笔费用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基本部分:
  
其一,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费用:劳动力日常更新的费用(这就是日常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费用,包括住房的费用)和医疗保健的费用(通过医疗保健,防止劳动力的丧失、促使劳动力快速恢复、延长劳动力的劳动时间)。
  
其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费用:教育的费用。这个费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劳动者本人劳动培训,另一方面劳动者子女的教育(劳动者过去的教育费用已经由其父母承担,给劳动者子女的教育等于补偿劳动者父母过去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花费,是教育成本转移补偿)。
  
其三,劳动力完全更新的费用,也就是劳动者繁衍儿女的生活费用。劳动力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必须通过生育加以补充,劳动力的稳定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劳动者进入企业时候,这个成本早由父母完成积累,企业提供劳动者养育儿女的费用等于是生育成本的转移补偿(其中教育的费用与上面第二部分重叠)。
  
其四,劳动力丧失的风险保障(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的费用。
  
这些费用包括劳动力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费用。

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才能保证世代更替,才能防止今后劳动力数量不减少。计划生育减少孩子数,等于是政府和企业克扣劳动力用来养育子女的这部分工资。对城市来说,等于克扣了2/3的这部分工资。农民工的人口再生产在农村完成,进城打工拿的是低工资,等于是被克扣了工资组成部分中的全部养老、养育子女、教育子女费用。这是中国现在经济模式的依靠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中国高昂的行政成本很大部分是从克扣这部分工资开始的,随着行政成本和腐败成本的增加,随着医疗和教育的产业化,住房商品化、低价买断工龄,等于工资四个组成部分都被克扣,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甚至维持不了劳动力日常的简单再生产。

垄断企业、政府、民营大企业获取大量利润,有这个利润,在其他方面有“浪费”的余地,用这个利润可以补偿其他要素的高成本,而小型企业又因为税收太重,无力进行技术改造,导致粗放式的发展。就是说,政府、垄断企业、民营大企业在获取劳动力大量剩余价值,有能力完成产业升级、完成技术改造,但却没有这么做的动力和压力,并且由于资本收入过高,企业宁愿用于投资而不愿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

由于资本收入高于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增加必然导致投资增加,政府和企业用用获取的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增加投资。但是无节制的投资,盲目的扩大再生产,使得生产过剩。由于难以受到监督和约束,政府投资往往变成了低水平重复投资,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最终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劳动收入太低,加上计划生育所引起的家庭缩小,必然导致消费降低。资本收入转变为生产,而劳动收入转变为消费。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引起目前的过剩经济,导致利润降低。中国目前仍然为外资看好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而资本收入高,虽然总利润不高,但资本收入仍然不低,外资仍然有积极性。但是随着投资的扩大,生产进一步增加,而消费进一步下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将加重,利润将更加下降,光靠分配无法保证投资回报。外资可能会转向印度等国。

就是说投资在近期是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远期就会成为了供给,要是到时候消费跟不上,就会成为不良资产。同样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再生产,暂时是有利于物质再生产的,但是其中期后果是家庭结构缩小引起消费萎缩,长期结果是劳动力短缺和老年化。

中国的问题浅层表现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深层表现在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矛盾。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没有“以人为本”,没有看清“人”的多重性和阶段性:人口,人口,人有手也有口,“手”代表生产,“口”代表消费,当初实行计划生育的目的就是减少“口”。但是现在看来,“口”很重要。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在某个阶段是消费者,在另一个阶段是生产者。计划生育既减少现在的消费能力,又减少今后的生产能力。一个社会年轻人作为消费者比老年消费者创造的工作机会要多得多。国家人口构成中年轻人的大量缩减不但无法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反而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失业率提升。

从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可见现在城市和沿海的繁荣很大程度是廉价利用农村的劳动力积累,工资只支付了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的费用。由于人员流动已经全国化,并且是单向的,国家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免费义务教育等经费,返回农村和内地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有人可能会问:难道一个家庭少生一两个孩子会有这么大的影响?想一想,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还有什么比家庭结构的畸变对社会影响更大的了?主流家庭在被强制的情况下都出现家庭结构畸变,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畸变,首先表现在经济结构的畸变就不足为奇了。目前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家庭消费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家庭消费畸变必然导致社会消费畸变,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态势。研究中国的经济,无视家庭结构的因素是不应该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有比较高的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不仅仅破坏人口结构,使得“未富先老”,更破坏了经济结构,使得经济后劲不足。

要是城市主流家庭有二、三个孩子,会容忍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1%?只占11%活得下去?城市主流家庭有二、三个孩子,刚性需求增加,生存底线提高,工资占GDP的份额就必然提升到合理的水平,老百姓就会有消费能力,而消费是经济的动力。垄断企业、资本、财政税收也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暴利,经济就会健康发展,社会也就更加和谐。

有人说一个孩子就已经感到困难了,要是有两三个孩子的话,根本养不起,幸亏只有一个孩子。我们再仔细算一笔养孩子的帐:中国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的收入和合法的其他收入(如福利),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占 GDP的1/4,但是养活了99%的民众;GDP 的1/3 是腐败成本,被1%的人掌握。此外还有行政成本等其他开支。而其他国家光是工资总额就占GDP 的54%-65%。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 [2]。就是说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太少了。假如中国老百姓掌握的财富从目前的25%上升到50%(这个要求不算高) ,意味着每个家庭财富增加一倍。假如现在财富单位为100,夫妻双方加上独生子女,平均每人33.3;增加1倍,财富单位为200,一个家庭养育三个孩子,共五口人,每人财富单位40,人均财富拥有量比现在还要多。并且主流家庭都养三个孩子的时候,养孩子本身的成本将会降低,总体生活水平比现在高多了。
  
而要是1980年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并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不过增加1.3亿人口(最夸张估计不超过2.2亿),只有1980年代初出生的大约三千多万(最夸张估不超过五千万)进入劳动市场的,相对于目前9亿多的劳动人口来说比例不高,对现在就业影响不大(并且,虽然全国总体劳动力并不短缺,但现在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缺的就是这个年龄的劳动力),但是养育这1.3亿(2.2亿)人口减少妇女工作时间(根据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罕见地高,占男性的86%,在全世界排名17位),而这1.3亿(2.2亿)人口的本身消费又增加就业机会,尤其是消费理顺后增加大量的就业机会。因此,没有1980年代的计划生育,总体来说还能大大缓解现在就业压力,从物质上来说,现在养活13亿和养活14.3亿(15.2亿)没有太多差别,比如目前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超过GDP的40%。

现在中国问题可以用一个新词来概括:寄生经济。计生委不创造任何社会价值,但是凭借特权而寄生,这是“寄生经济”最浅层的含义;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使得行政成本、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这是“寄生经济”的深层含义。在这种寄生经济的模式下,必然压制正常消费,导致消费萎缩。
  
寒门出孝子,白屋出公卿。同样的道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只能是逼出来的。计划生育不但娇惯了孩子,更惯坏了政府,使得行政成本不断上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华的行政成本要降下来不容易。

计划生育代表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观

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们受制于有限资源的压力,经济增长将会受到约束,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得控制人口。然而其后的很多著名经济学理论将马尔萨斯的结论颠倒过来。

经验统计学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人口增长促使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膨胀,额外需求刺激了额外的厂商投资。这一切再加上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利用能力,就加快了生产力增长速度。结果当人口增长时,人们的生活水准也随之提升。库兹涅茨强调人口增长可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规模经济效益。

马歇尔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财富和人口的增加将使需求增加,需求的增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使商品价格提高,这一结果必然会刺激投资,从而使经济得到发展。

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根据大量史实提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索洛模型)。索洛指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资本积累的速度及其规模变化,也不是资本与劳动这两种要素投入的多少,而是技术进步的程度。后来,经济学家丹尼森等人在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情况比较研究中,也发现,其资本要素及劳动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达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因素的贡献高达三分之二。这样,索罗和丹尼森等人的“技术进步是首要增长要素论”便逐渐广泛传开。就是依据索洛模型,人均产出增长率最终等于技术进步率,总的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人口增长率,国家的总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口增长速度正相关(换句话说,人多力量大)[3]。

人力资本理论之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穷人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的增长,国家财富的构成,主要是人力资本带来的结果,技术进步主要是靠人力资本积累。他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一样,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物质资本投进去以后,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而知识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用了别人照样用,它是报酬递增的。舒尔茨断言:“人类未来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

就是说现代经济理论与马尔萨斯理论截然相反。现在经济理论已经将人力资源视为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来源于人口资源,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邓小平也说过:“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 “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素质低,人口就是沉重的负但;素质高,人口就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和人才优势。怎样才能变人口负担为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矛盾转化的条件就是教育。

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储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决定了各国角逐的胜负,这基本上也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完全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

解放后,中国政府十分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把对教育的投入看成了一种国家长期性的战略投资。在构成人类发展指数的三项指标当中,教育一直是领先于另外两项的。1979年之前中国的中、小学生入学率远远高于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1976年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达95%。基本上是免费义务教育,一些地方的农村在改革开放前,不但基本普及了初中,而且高中也相当普及。文化革命中不少地方曾搞过普及中小学运动,每个自然村都建一所小学,每个公社都按片建立初中,不少公社还建了高中 [4,5]。

中国的科技发展也突飞猛进,取得两弹一星、火箭、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突破,在飞机、汽车制造,核能开发等方面也与国际水平不断拉近。各国科技投入占GDP一般在1.5%-3%,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开发投入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和德国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2005年美国为2.7%,日本为3.2%,韩国为2.9%,瑞典为3.9%。中国1950-1979年的最高年份为2.3%,平均为1.3%。虽然当时的经济和科教政策上也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是在发展方向上是符合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和现代经济理论的。

中国在1980年实行严厉计划生育后,表面上一直宣传重视教育和科技,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并曾将教育部和科技部升级为委员会。但实际上却同时降低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1981年的初中入学人数是1770万人,较1979年减少了360万,小学的入学人数则只有2749万,比两年前少了1030万人,当年的《红旗》杂志还刊文称,有60%的小学生未等毕业即辍学,高中教育更是剧然滑坡,突然撤并大量高中,每个县只留几所高中[5]。1986年通过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的增长比例,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比例。然而,事实上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增长长期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比非洲穷国都少,低于联合国要求的6%;在全世界191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都做到了免费义务教育,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国1/3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而偏偏我们没有做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数据,我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一些农村的基础教育还得靠“希望工程”,一些领导一方面自己通过“希望工程”捐助个别学生,一方面却通过政策使得大量学生失学,这本身就非常滑稽。不甘心失学的宁夏小姑娘马燕的“马燕日记”轰动欧洲,引起欧洲捐款,是中国的国耻!国家又将有限的经费大量投入到几所名牌大学。而近年在教育经费比例没有增加、基础教育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高校又盲目扩招,使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大提高,加剧了劳动力再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和恶性循环,导致大学生和低素质人找不到工作,技术工人却奇缺。

科技投入比例也是罕见的少,由1979年之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科技投入一直在0.6%徘徊。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技术(如核电)与国际水平相对差距拉大,有些技术甚至出现绝对倒退,比如1980年可以造100多吨的大飞机,但是现在再也造不出那么大的飞机了。中国科技投入2000年后才有所增加,到2004年也才增加到GDP的1.23%。每千人中科技人员数韩国为2.9人,日本为7人,而中国只有0.6人。由于劳动者素质的低下,中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与每公顷农业用地所创造的农业附加值分别为193美元与184美元,韩国则为5302美元与6961美元,日本分别为16712美元与12445美元,连泰国都分别达到了554美元与488美元;中国每消耗1千克标准能源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7美元,韩国为1.8美元,日本为6.1美元,泰国为2.1美元[6]。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2006年3月7日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说: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9%,远低于创新型国家70%以上的水平;目前科技投入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总量仅相当于韩国的二分之一;与资金不足并存的是资金使用上的浪费[7]。中国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在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必须从现在的39%提高到60%,否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科技的相对退步。此外军费占GDP的比重也降低,依托军工的科技发展也落后。

最近十年,在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中,人均资本量增加对GDP的增长贡献了5.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GDP的增长只贡献了2.7个百分点。按照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计算,我国的投资率2004年高达45.2%,人均资本量的增加非常可观 [8]。资本一方面来自境外投资,一方面是因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畸形、储蓄率增加。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依赖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而依照现代经济理论,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并且也可以快速撤离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要是继续这种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严重问题。虽然印度经济起步比中国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但印度的增长模式却比中国要健康。中国投入40美元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在经济起飞的同时,都加大在教育和科技上的投入,对科教的投入远远快于经济的增长。台湾从1986年到1996年的10年间,科研经费增长了4.8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4%提高到1.85%。韩国的教育投入现在已经占了GDP的13.3%,为世界之最。东亚地区的起飞,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中国在经济改革后不但没有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反而降低投入。

要是将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和教育失误在一起看的话,等于中国白白减少上亿人口,既减少今后劳动力的数量,又降低劳动力的素质,减少人力资源,并且畸化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白白牺牲可持续发展能力。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这种发展观是典型的“以物为本”的马尔萨斯发展观,是与现代经济理论背道而弛的。已经改革27年了,还得靠廉价劳动力,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改革是以透支今后可持续发展潜力为代价的。

人口资源既可以转变成人力资源,同时又可以是巨大的市场,人力资源加上巨大市场,在城市化聚集效应下可以使得中国经济腾飞。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口资源。不合理的教育和科技体制使得人口资源没有充分转变为人力资源;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使得市场人为缩小(在同样财富、同样人口的情况下,分配相对均匀市场就大;财富越集中,市场就小)。

通过降低生育率而发展经济是“拔苗助长”

既然总和生育率(TFR)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越高,那么通过降低TFR,就可以提高HDI了,岂不说明计划生育是正确的?中国经济界和人口学界很多人持这种观点。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使用回归分析技术,比较我国30个省区市的经济增长情况和生育率,得出结论:人口增长率每降低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9],并进而推论:“人口自然增长率只要降低几个千分点就会明显促进人均GDP增长[10]。胡鞍钢2000年依此向中央提出“十五”计划制定的建议:继续计划生育,不能因城市老龄化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应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鼓励少数民族家庭实行计划生育。胡鞍钢的这个结论随即被大量引用(如田雪原,国家计生委《西部大开发中的人口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等)。

其实降低TFR却并不能升高HDI,刚好相反,HDI的提高是得益于当年的高TFR的。纵观各国工业化历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工业革命的根本内在原因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各国的工业革命都是倚赖人口资源、倚赖年轻的人口结构起家的,但是工业革命却给人类生育带来巨大的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力压迫人口”,导致男女分工紊乱,物质再生产侵占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引起生育率下降,伴随扶养比降低(一些人口学家以为是扶养比降低导致经济快速发展,并称之为“人口红利”。其实后期经济快速发展是工业化必然过程,是前期工业化的惯性作用,而不是因为扶养比降低),物质再生产也难以为继。换句话说,人口促进生产力,但是生产力又忘恩负义反过来压迫人口。政府需要做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而不是成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

依照胡鞍钢的思路,很容易将发达国家发达的原因归功于人口增长率降低,也就是将“生产力压迫人口”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误当成“人口增长率降低促进经济”。但是胡鞍钢这种理论却不能解释广东的现象:广东经济发达但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反而高。对此,胡鞍钢认为要是广东人口增长率再降低一些的话,经济会更好,因此建议广东、海南要大力降低人口增长率。胡鞍钢的这种理论在美国也不见效,美国人口增长率高,经济发展也快,那么美国为了加速经济增长,也应该计划生育?

最近胡鞍钢教授也已经意识到人口能够促进HDI的提高,从而提出二胎晚育方案。

俗话也说:“不笑少年穷”。没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日本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老化。日本在1940年平均每个妇女都还是生育5个左右孩子,这些年轻劳动力使得日本经济腾飞,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高等人类发展国家(当时年龄中位数只有20出头)。但随着1950年代生育率的急降,社会逐步老年化,199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长达十几年的经济停滞期,现在日本的年龄中位数为43岁了(美国36岁),到2025年将超过50岁(美国不到39岁)[11] 。1985年日本65及以上老人占10.3%(美国为11.9%),到2025年增加到25.8%(美国为18.5%),增加2.25倍(美国只增加1.55倍)[12]。现在日本企业中有一半以上是老年人了;从现在起不到四分之一世纪以后,近30%的日本人将在65岁以上,每9个日本人中就有差不多一个人将超过80岁。随着人口老化(缺乏有创新力的企业队伍)和1950年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开始退出劳动市场,开始呈现出“日”薄西山的趋势。根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得研究显示,当老年人口比率上升1%,总生产力就会减少0.11%,到2050年日本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率将由目前的8%下滑至4%。

同样,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在1970年之前都还是高生育率,不断增加的有活力的劳动力创造了经济奇迹,使得经济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迅速起步,在1980年代先后进入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当时中位年龄只有21-24岁(比如韩国1980年只有21.8岁)[13]。1980年代之后生育率相继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现在韩国、台湾生育率只有1.2,新加坡只有1.3,而香港更是只有0.9,香港、新加坡、韩国的中位年龄2005年分别为39.4、36.8、34.5岁[14]。由于1970年代之前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口仍然没有退出劳动市场,这些地区的经济仍然会惯性地增长一段时间,但20年之后这些地区的经济停滞不可避免。尤其是香港,目前生育率只有0.9,而年龄中位数已经接近40岁,要是没有大陆移民的话,经济衰退为期不远,今后香港特首将越来越不好当。

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腾飞时期,但因为计划生育,中国却没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年那么好的人口结构,中国2005年HDI为0.77,但中位年龄已达33岁了(新加坡在1990年HDI为0.822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29岁;日本在1975年HDI为0.857的时候,中位年龄还只有30岁),而目前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菲律宾﹑巴拉圭﹑厄瓜多尔的中位年龄分别祇有22﹑21﹑23岁。到202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将达39岁(将高于美国)[13],相当于现在香港的水平,但是那时候中国的HDI是难以达到香港1990年的水平的。中国2001年65岁及以上老人占7.1%(HDI为0.73左右)[15], 相当于日本1970年的水平(HDI为0.83)。中国现在中间年龄、老年化程度与韩国2000年差不多,但是韩国2000年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而中国却还刚刚进入快车道。这些意味着中国后劲不足(虽然过去高生育率出生的劳动力仍然可以确保中国在近15年内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笔者在第一章《财丁不可两旺-神秘的人口“两手”自控规律》中提出人口增长呈S形变化,上升段越长,一个民族占全球比例就会越大。其实HDI的增长也是呈S形变化的:低水平缓慢增长期﹑快速上升期﹑高水平缓慢增长期。人口结构决定了这个快速上升期的长短,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在经济起步后生育率急剧下降,人均抚养比下降,形成一个所谓“人口红利”期,HDI上升很快,但是人口老化也很快,从而限制了上升期的长度。法国﹑美国在经济起飞后,生育率长期保持在2~3之间,就是现在也还有1.9~2.1,比较合理的人口结构提供了长期发展的潜力,快速上升期比较长。换句话说,人口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是长跑还是短跑,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是短跑,中国是超短跑(透支性很强),而美国﹑法国﹑印度等国是长跑。短跑的速度快,但跑的不远;长跑的速度慢,但跑得远。选择短跑还是长跑的发展模式,体现了政治家的思路的宽窄。

将一个原始部落突然进入现代社会,自杀率会很高;同样,一个农业社会在短时间就完成工业化,生育率会快速下降。日本、韩国、台湾的情况就说明这一点。

美国1990年代克林顿时代经济繁荣,有人认为一种重要原因是1960年前后的婴儿潮出生的人成为劳动主力。

可见,看待TFR与HDI的关系的不同视角反映出不同的发展观,通过降低TFR而提高HDI只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少年中国一去不复返了!稳定目前的低生育率,不是中兴,是中垮!不是和平崛起,是和平衰败!

需要澄清一点的是,HDI提高伴随TFR降低,二者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16,HDI是诊断TFR的最准确指标(这也是本文的重点,是笔者用来预测停止计划生育后生育率的主要依据);而高TFR引起滞后的HDI提高,是因果关系,二者有相关性,但相关性不太强,因为人口资源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这个第一资源还得与其他资源一起共同决定社会发展。换句话说,用HDI可以比较准确地“诊断”现在和今后的TFR,但用TFR不能准确地“诊断”今后的H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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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现在养小孩为什么这么贵?920

4、医疗产业化 
 
来自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上世纪80年代,全国一年的总体医疗费用为143.2亿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亿元,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与此同时,在总体医疗费用中,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中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支出的比例不到40%,是世界最低国家之一,而发达国家是7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达60%。再有,中国医疗价格上涨之快十分惊人,据统计,90年代我国综合医院门诊病医疗费用每年递增20%,住院病人住院费用每年递增17%以上,成倍地高于GDP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2]。“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医院抬”……。89%的人觉得用于看病的钱在家庭开支中的比例上升了;60%的表示看病贵很明显;90%的人对医保极不满意。农村医疗体制基本崩溃,农村乡镇卫生从业人员数,上世纪70年代平均为350万人,到80年代降为250万人,最近更降为不到50万人,农民的医疗质量明显下降,现在中国农村有一半农民看不起病了。钟南山院士认为“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之一” 。世卫组织(WHO)2000年评估称,中国卫生医疗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188位,倒数第4;总体绩效评估,中国仅列144位。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得出的“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卫生医疗是倒退的”的结论,卫生部门很多人不服气,他们说中国医疗水平有提高,怎么倒退了?1949年到1981年,中国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68岁,远远快于印度,但是1981年到1999年印度预期寿命延长9.1岁,而中国只延长2.3岁;1970年代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2003年比韩国短5.4岁。无论横向还是纵向看,中国医疗都算是倒退。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命价值的提高,对医生的素质和责任要求提高,医学教育比较辛苦(中国医学生五年的学习期间远比其他学科辛苦),医生责任大,工作辛苦,工作时间长,随时要加班,节假日也得查房,并且经常要参加考核,各国的医生待遇都比较高。中国医生的待遇应该比其他行业有所差距。

中国医疗改革曾经是效仿美国,而美国的医疗制度算是世界上成本最高的制度,美国自己是积重难返。中国的医改在某种程度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医生的训练周期之长为世界之最(其中成本浪费很大),美国医生都是博士毕业,想当医生的人,都必须要在精神上,经济上磨练一番。而美国医生工作时间的长度,工作的强度,工作的风险也比其他职业要强。美国2003年人均GDP $37610,医生收入如何?可以从下面网站看看2003年美国医生的工资[13]:家庭医生family practice 的起薪是$124,000,平均是$136,000;内科起薪是$149,000, 平均是$236,000 (一些专科医生,比如胃肠科医生被包括在内了,实际上普内科的平均薪水是$15万左右);小儿科的起点薪水是$123,000, 平均是$136,000;外科起薪是$224,000, 平均是$286,000。2005年中国人均GDP13919元人民币。美国工资总额达GDP的58%;中国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根据美国的标准,中国各科医生的2005年工资如下表:
  
根据美国(以美元计算)的标准,中国各科医生的2005年相应工资(以人民币计算)
-----------------------------------------------------------------------
---------------美国(工资占GDP 58%)--中国(工资占GDP 58%)-中国(工资占GDP 22%)
科别----------平均年薪-年薪/人均GDP-对应年薪---对应月薪-对应年薪---对应月薪
全国平均--------135000-----3.59-----49962----------4163-----18951------1579
心脏(介入)------206000-----5.48-----76238----------6353-----28918------2410
心脏(非介入)----185000-----4.92-----68466----------5706-----25970------2164
家庭医生--------136000-----3.62-----50332----------4194-----19091------1591
血液科、肿瘤科--161000-----4.28-----59584----------4965-----22601------1883
内科------------236000-----6.27-----87341----------7278-----33129------2761
神经科----------162000-----4.31-----59954----------4996-----22741------1895
妇产科----------324000-----8.61-----119908---------9992-----45483------3790
职业病科学------142000-----3.78-----52552----------4379-----19934------1661
儿科------------136000-----3.62-----50332----------4194-----19091------1591
精神科----------185000-----4.92-----68466----------5706-----25970------2164
理疗科----------136000-----3.62-----50332----------4194-----19091------1591
呼吸科----------179000-----4.76-----66246----------5520-----25128------2094
放射科----------193000-----5.13-----71427----------5952-----27093------2258
风湿病科--------144000-----3.83-----53293----------4441-----20214------1685
外科、整形科----286000-----7.6------105845---------8820-----40148------3346
泌尿科----------207000-----5.5------76608----------6384-----29058------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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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大多数国家医生的相对工资远没有美国医生高。美国是世界医疗制度最不合理的国家之一,中国不能超过上面这个标准。也就是说以目前中国工资总额占22%的GDP计算,中国内科医生平均月薪不应该超过2761元(这个工资相对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来说不算高,但原因是中国所有工资都偏低,需要提高的是整个劳动力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而实际上,中国很多城市医院的医生工资远远超过“工资占GDP 22%”计算的标准,甚至已经超过“工资占GDP 58%”计算的标准。县城医院大多数医生工资也超过“工资占GDP 22%”计算的标准。美国有百万年薪的著名医生,但是凤毛麟角,比例非常少;而以“工资占GDP 22%”标准计算,美国百万年薪的医生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月薪1.17万元的医生(这样的医生在中国比例不低);而即使中国工资占GDP比重提高到美国的58%的水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提高这么高),美国百万年薪的医生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月薪3万元的医生(这样的医生在中国也不少)。中国目前有年薪百万的医生,相当于美国的年薪712万的医生,在美国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不公平已经远远超过美国。难怪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卫生医疗的公平性全球倒数第4。
  
就是说中国医生平均起来依照美国标准,相对于老百姓来说工资并不低。但是现在医疗费用高主要原因还不是医生工资提高,而是药品和器械这个黑洞。“医药代表”这个暴利行业的诞生是中国医疗成本增高的标志。成本很低的药品可以以数百倍的价格卖出,普通的药物换一个怪名称就以高价出售,为了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制药厂家/药材公司提供给医生高回扣,一个中等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常常都都富得流油。医生和药剂科的回扣还只是一方面,药厂家/药材公司还拿走很大部分。因此要降低医疗费用,必须严格监管药品的销售渠道。
  
医疗费用过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不合理的投诉:医疗事故的赔偿必须有法可依,由于目前医药行业的暴利引起民众的不满,在媒体的鼓动下,一切责任都往医院推,赔偿数额成了天文数字,这使得医院风险增加。事实上既然医院要生存,必然将这些费用转嫁给其他患者,整个医疗费用必然提高。美国的医疗费用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合理的赔偿。美国总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美国老牌药厂默克公司生产的关节炎镇痛药“万络” 具有引发心脏病的副作用,遭到消费者投诉,默克药厂可能要面对“无穷无尽”的官司,这只是默克药厂涉及的数千起悬而未决的医疗事故案件之一,赔偿 额可能数百亿美元。默克药厂计划到2008年裁员7000人(占总员工6.3万名的11%)。要是官司打输的话,这个为民众健康做出杰出贡献的老牌药厂可能从此走下坡路,对整体民众的健康来说是很不利的。
  
美国的医疗费用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种不必要的教育长周期导致的教育成本的浪费。中国要大力发展医学本科教育(但是要注意质量),注重临床技能的提高(通过完善进修制度),而不能像美国那样的精英教育。
  
5、消费阶层化使得普遍感到穷。
  
市场价格是跟着财富走的,贫富差别太大,有些特殊物价必然上抬,连中等收入家庭都有“穷”的感觉。比如北京人口1000万,颐和园的门票是10元的话,80%的普通老百姓也能参观,门票收入8000万;但由于贫富差别大,有人愿意出高价,公园将门票提高到200元,结果只有10%的人愿意参观,这些地方就成了富人们的私家公园了,但门票收入反而增加到20000万,增加2.5倍, 而由于参观人员减少数倍,维护的费用还要减少,颐和园当然愿意提价。但作为普通工薪老百姓来说,要想全家参观一次颐和园得下很大的决心,觉得非常贵。结果公园、风景区、博物馆全变成富裕阶层的私人领地了。  

医疗、教育等服务行业也一样。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更是是如此,因为各级政府都存在通过行政性垄断取得更多财政收入的偏好,只要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垄断行业就会听之任之,甚至加以保护[14]。  

依照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是可以逐渐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的,财富分配的结构呈“橄榄型”,社会也趋向稳定。但是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国财富分配的结构呈“哑铃型”,一头是巨额财富,一头是庞大贫困人口。并且中间这个柄很细,但很长。因为“长”,就形成分层次的消费阶层,在上层财富的拉动下,这个柄起着导体作用,将整个消费拉高;但是因为“细”,使得缓冲作用非常脆弱。  

北大副教授、《实话实说》前主持人阿忆2006年在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资单(月薪4786元),以证明自己的收入之低。并引起一大批高校老师的附和。其实即使中国工资总额占GDP比例提高到美国的58%的水平,阿忆的工资也相当于美国的172473美元,超过哈福大学正教授的水平。大牌球星郝海东在电视上诉说足球运动员比民工还苦、时时遭遇欠薪,而银行业的员工也在进行世界范围比较、为自己的工资低叫屈。还有房地产商也哭穷。
  
中国目前都感到“穷”的原因是中国阶层隔离,形成多个无形封闭的消费阶层。月薪上万元,从全国来说,算是高薪,但是他的朋友圈子大多是两三万月薪的,他有压力,他买不起郊区别墅,他不能经常到海外旅游,孩子上高档私立学校也有困难;月薪三四千元的,孩子择校都有困难,买车也成问题,压力大;由于基本消费品的物价被高薪的抬高,月薪一千元的,连基本生活都有压力;而月薪四五百元的农民工,是绝对贫困,要老天保佑千万别生病才是。
  
中国人的攀比心理和面子问题不容忽视,给烟草等垄断行业以及奢侈品提供了大量利润空间,天价月饼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繁荣程度与中国的经济总体水平不协调,这虽然主要是贫富差别所致(富裕阶层的消费需求),但是普通老百姓的攀比也有关。
  
工资是普通人收入三四倍的美国医生或公司管理人员,骄傲得像只小公鸡;中国月薪四五千元的收入的医生还是感到穷,他们的服务对象是月薪数百元到上千元的普通百姓,赚的是他们的养命钱,但他们的消费标准却要与那些有着上万元月薪的黑色收入者比。其实只要贫富差别降低到合理水平,消费自然理顺。
  
正是因为消费圈的阶层化,导致大家都感到“穷”,也是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原因。
  
现在的“穷”并不是因为物质短缺,而是因为分配和消费制度,可以说现在的“穷”是人为的。只要改变这些制度,打破消费的无形阶层,老百姓会感到“富”的,官员、医生感到尊严,社会会趋于和谐。
  
6、消费率持续走低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储蓄率高是对未来信心不足的表现。在谈到“你为什么储蓄”的问题时,排前五位的依次是:应急、教育、住房、养老和医疗。财富在流动中才能增值,美国华尔街就专门给一些机构提供经费研究市场效率。贫富差别太大意味着有消费能力的人花费一小部份财富消费就饱和,大量财富不能进入市场,而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消费能力,结果市场萎缩,市场萎缩意味生产萎缩。一个简单比喻:A生产矿石,B生产粮食,C生产彩电,D负责管理,要是利益均衡,每人都努力工作,大家都有冰箱、粮食、彩电;要是C的彩电价格太高(或者是D获利太大),B的粮食价格太低,C只要化少量钱就可以购买B的粮食,还有大量钱存起来,B无力购买彩电,结果C的彩电生产减少,意味对A的矿石需求减少,A的收入也就减少。最后是都不能得到足够的产品(从长远看,C的财富也不能增值)。因此要保证社会发展,必须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实行财富再分配,减轻贫富差别,才能增加内需,才能提高生产水平。
  
中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降低,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更是如此。在上世纪80年代,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在62%以上,到2005年降到52.1%。居民消费率已经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而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 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指出,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同时,年均GDP的增速也远高于消费的年均增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现实购买力严重不足,成为制约种果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3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3亿平方米,同比增长23.8%。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
  
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鼓励消费,但是由于贫富差别太大,政府的措施等于是掏走老百姓的养命钱 ,但是又不能让老百姓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无后顾之忧,结果是加大贫富差别,将老百姓推向绝地。比如近年大学扩招,政府最主要目的是看中老百姓的银行存款(而不是真的为了发展教育,因为国家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想以此拉动消费,但由于政府看中的存款大部分并不都是普通百姓的而是特权阶层的,结果导致底层的老百姓不堪重负,近年因为儿女考上大学而无力提供学费而自杀的事件时有上演。
  
严苛的政府规制(靠这些规制多养活公务员)、沉重的税费负担(1/3的税,2/3的费:创业“油水”几被榨干)、缺位的创业服务抑制了创业活力,这导致个体工商户的数量逐年减少,也导致就业率下降。
  
在GDP稳步增加的同时,老百姓却“弱不禁风”,一个孩子上学、一场疾病就可以把全家打趴下。现在决定经济的关键是分配,而不是生产。只要分配和消费理顺了(平抑房价、增加教育投入、医疗改革,尤其是停止计划生育),生产和就业问题也就会应刃而解。分配合理,市场就大,分工发展快,经济就发展快。
  
  网民编了一首顺口溜《四大难》
  住房是把你口袋掏空,
  教育是把你二老逼疯,
  医改是提前给你送终,
  计生是让你不得善终。
  
改革是否完全成功,是否正确,并不能单纯凭GDP,也不能靠媒体宣传的“政绩”,更不能凭借培育出一些世界级的富翁。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主流家庭需要养育三个孩子。一个家庭养不起三个孩子,意味我们社会制度有问题。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标是:主流家庭能够轻松地养育三个孩子。
  
现在的社会税收制度、价格体制、银行体制实际上是鼓励赢家通吃的。难道不怕弱势群体在赢家通吃的汤锅里放一把耗子药?

为了国家长远利益,我们可以容忍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容忍牺性整整一代人的利益,但要是结果是主流家庭连三个孩子都养不起,社会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就不得不反思改革的方向。

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将前后两段时间生活水平简单比较,就误以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要归功于计划生育。其实不然。人类几千年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国家要落后一两百年。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是投入阶段,这段时间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后是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收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中国恰恰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巧合却被计生委利用,视为计划生育的成绩。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假如单位面积的菜地最佳允许种植三棵庄稼,种三棵庄稼的成本是种植一棵庄稼的1.6倍。而有人却出了个馊主意,说是将本来用于三棵庄稼的肥料用于一棵更好,产量更高。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思路。其实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素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过量的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有科学家发现长期饮用硝酸盐多的水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现在农业上提倡“测土配方施肥”,合理施肥不但减少肥料的开支,更增加粮食产量[1]。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

养孩子也一样,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省钱养儿女”是可行的,但“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1980年代初农村那些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父母辛辛苦苦将孩子拉扯大(还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罚款),当时生活是苦一点,但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来了;而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当时生活是稍微好一些(但没有质的差别),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可以用来打麻将、养宠物,但是现在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水平反而偏低,需要国家来“少生奖”扶贫(不是说少生快富吗?不是说少生孩子可以提高孩子素质吗?怎么还要靠慢富的人纳税来扶贫?),尤其是这些家庭今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想想看,当初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来养孩子的话,这些钱也用掉了,即使特意设立一个账户,当年存的钱到现在也不值钱了,但却少了一两个可以凭借养老的孩子。现在很多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很后悔当初没有超生。

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2006年12月1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而孩子工作后的贡献却几乎全是给国家。“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 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骄傲地宣称到1998年底少生了三亿多人,到 2005年底减少了4亿人口,“计划生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计划生育成就功不可没或者叫功德无量”。真的如此吗?

《人民日报》1999年09月29日一篇文章题目为《计划生育近三十年效益巨大-少生3.38亿人为全社会节省抚养费7.4万亿元》[3]。文章说:“据计算,目前我国每个少年儿童0-16岁的抚养费,农村至少为4.1万元,城市至少为11万元。儿童抚养费以家庭抚养为主,约占86%;以社会抚养为辅,约占14%。以减少出生3.38亿人计,为广大城乡家庭节省6.4万亿元抚养费,为国家节省1万亿元抚养费,两者合计共为全社会节省7.4万亿元儿童抚养费,这几乎等于1997年我国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少生3.38亿人,更缓解了人口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沉重压力,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显著提高。1979年至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17.7元增至6490.1元,居民消费水平从227.0元增至3094.0元,计划生育为实现三步走、奔小康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9年的人民日报以1998年的畸形的高养育成本(其中很大原因是由于计划生育本身)来推测计划生育节省的社会成本,认为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7.4万亿元,考虑到有人孩子还没有满16岁,平均每人节省2.2万元。这样看来,好像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都归因于人口的减少,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生产力发展反而一点功劳也没有!这是非常滑稽的结论!计生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功劳全归功于人口减少,给人一种即使不干活光靠减少人口就可致富的感觉。就算真的省了7.4万亿,但这3亿多人口今后所创造的价值又是7.4万亿的多少倍?按照计生委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因为“误批”马寅初而“误增三亿”,光培养成本就增加了6.568万亿,而根据新华社公布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4],从1959年到1979年这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共才4.648万亿,比6.568万亿还少1.92万亿,就是说当初要是也计划生育的话,不干活就可以致富了!印度没有强迫进行计划生育,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几年,但现在的经济增长势头与中国不分上下,潜力比中国还大,照计生委的说法,扣除人口增加的成本,印度事实的成就远比中国大,我们一直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被计生委一下子就抹煞了。

类似的宣传在2002年人民日报又重复了一遍:“9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20年前的今天,即1982年9月1日,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统计显示,20年来,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0.74个孩子,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 6万亿元,节省物质技术装备费5.9万亿元” [5]。这次说的是1982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成本又增加了,由1998年平均每人2.2万人增加到4万元,3亿人口共节省11.9万亿,相当于1982年到1991年这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是当时干脆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节省的经费可能超过1992年到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不干活就实现共产主义了!

那么依照张维庆主任的说法,到2005年底共少生4亿多人口,并且满16岁的比例增加,而这几年成本更高,上海市一些地区2003年的成本宣传为高达49万元了,从全国成本来说比1998年至少增加3倍。那么以现在的价格计算,少生的4亿人口节省了至少30万亿元,相当于1972年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美国养育孩子到18岁家庭花费就达16.5万美元(还不包括读大学的钱),但是养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比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多存33万元钱,并且生活质量也没有高多少。美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香港和日本妇女平均分别只生育0.9、1.25个孩子,以中国人口学界的那种算法,香港、日本生活水平目前接近美国的水平完全是因为少生一个孩子,否且生活质量只能算是中等发达水平,为了继续追赶美国的生活水平,生育率应该继续下降才是,香港、日本目前鼓励生育是愚蠢的。可见用平均每个孩子的花费来计算计划生育的贡献是滑稽的,尤其是中国畸形的高养育成本与计划生育有很大关系。

以购买力计算,美国2005年人均 GDP $41800,香港为$32900 (官方汇率为$2.5万) 。美国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香港生0.95个孩子,美国每个妇女平均比香港多生1.15个孩子。美国养育一个孩子每年平均花费1万美元。美国4.1口之家平均创造GDP为$17.138万,香港2.95口之家平均创造GDP为$9.7055万。那么依照中国计生委的算法,要是美国妇女也像香港那样平均只生0.95个孩子,每个家庭节省1.15万美元,加上$17.138万共有$18.288万,2.95口之家人均GDP为$6.2万,比现在多出48.3%!这还不计算因少生孩子而增加妇女工作时间所创造的财富。看来美国总统鼓励生育是因为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了,故意拖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要是香港妇女像美国这样平均生育2.1个孩子,那么每个家庭等于多出1.15万美元花费,$9.7055万减去这1.15万美元,等于$8.5555万,4.1口之家人均GDP为$2.08万,只有现在的63%。而香港要进步与缩短与美国的差距,就应该连目前0.95个孩子都不生,每个家庭节省0.95万美元,两口之家人均GDP为$3.765万,也还是没有美国现在多。

就像一辆可载纳30个人的长途巴士,只乘载了10个乘客,汽油费和汽车损耗费500元,每人平均50元。要是乘载了30个乘客的话,耗费只稍微增加一点,只有600元,平均每人20元。而依照计生委的思路,要是乘载30个乘客的话,就需要花费1800元了,只乘载了10个乘客反而节省了1200元。

吴洪森在《关于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思考》一文中指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元,假如将这3000亿元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倾向女性,中国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6]。一方面同样可降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能提高人口素质。

并且上面人民日报的那种对比算法本身就很滑稽:“1979年至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17.7元增至6490.1元,居民消费水平从227.0元增至3094.0元”,难道1998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5.5倍?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1979年是1.4962,1998年是8.2789,就是说1979年的417.1元人民币相当于279.2美元,1998年的6490.1元人民币相当于783.9美元,二者只相差2.8倍。即便用人均GDP这个指标,也需要考虑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的变化等因素,不能静止地用本国的指标,而应该用国际标准化的指标。并且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生活质量,比如,2005年人均GDP美国是4.18万美元,中国14000人民币(折合1700美元),中国一个县城家庭月收入2000元人民币生活质量并不差,但美国月收入245美元无法生存。就算以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均GDP 14000人民币也只折合6000美元左右,美国月薪600美元的家庭生活质量也远远没有中国月薪1400元人民币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高。

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由于人类发展指数(HDI) 的三个成分近乎等权重的线性组合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发展水平。 我们通过比较中国与印度的HDI变化情况来评估计划生育是否对中国做出贡献。

从“人均”角度看,HDI远比人均GDP要公平。比如甲乙两个100个人的单位都创造了100万元的产值,人均是1万元。甲单位分配相对均匀,多的分到3万,少的也有7千,既有适度的分配梯度(有利于保证积极性),又让大家都有消费能力,这100万元的产值扎扎实实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消费进一步刺激了生产,构成了生产-消费-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可持续生产的能力。而乙单位这100万却有70万被10个人占有(人均达到7万元),剩下的30万为90个占有(人均只有3300元),这90个穷人有消费意愿但是没有消费能力,10个富人的消费却早就饱和,大量“剩余产品”只有廉价出口。虽然人均产值一样,但从平均生活质量来说,乙单位并没有甲单位高。可见贫富差别太大,就必然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消费饱和,而广大百姓却没有消费能力,这样虽然照样在忙碌,照样在消耗本国资源,照样在污染环境,但产品却只能廉价地外销,本国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比如19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中国的GDP增长比较快,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跟不上GDP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需要靠增加内需而推动,增加内需就必须分配公平。

而HDI的三项指标中“平均预期寿命”、“总入学率和识字率”这两项指标,就更能体现公平,因为富裕阶层虽然医疗条件好,但寿命不见得延长太多,并且因为人数少,不影响整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富裕阶层教育条件再好,但由于人数少,不影响整个人群的“总入学率和识字率”。

就像孩子读书,纵向来看,每年都有进步,再差的学生六年级肯定比一年级的时候学的东西多,都可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横向看,就不一样了,三年级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到了六年级变成全班倒数第一,就只能说是学习成绩退步了;三年级时是中等成绩,到六年级的时候也是中等成绩,就只能说是不进步也不退步,至少不能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1950年的时候两国社会水平一致。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看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否“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印度生育率的比较(19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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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950-1965-1970-1972-1975-1980-1985-1990-1992-1995-2000
中国-5.81-6.08-5.81-4.98-3.57-2.24-2.20-2.37-1.68-1.48-1.23
印度-5.97-6.23-5.77-5.59-5.35-4.95-4.44-3.80-3.54-3.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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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国开始计划生育。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1980年的2.24。1980年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政策生育率1.38)。但由于恢复农村的自然经济,独生子女政策受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中国生育率在整个1980年代还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受经济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影响,1990年代以后生育率急剧下滑。

中国、印度历年人类发展指数(H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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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870----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日本--0.160--0.607-0.857-0.882-0.895-0.911-0.925-0.936-0.943
------------------------------------------------------------

从上面两个表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会矛盾比中国复杂。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国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从绝对数和相同起点来说,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国1975年的HDI,中国从1975年到1990年这15年增加0.102,印度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增加0.106(印度从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083的话,2005年应该为0.619)。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

可见相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没有进步也没有大的退步,但是代价却是巨大的:牺牲2.3亿子孙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使得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成就这个“面包”只有一个,分给计划生育的话,改革开放就没有了;分给改革开放的话,计划生育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历史悖论。要是说计划生育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话,岂不是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阻碍了社会发展?要是说改革开放取得辉煌的成就的话,岂不说明计划生育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

中国、印度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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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81--1991--1999
---------------------------
中国-47.1--67.7--69.3--70.0
印度-44.0--53.9--59.0--63.0
---------------------------

依照联合国发展署资料,在1970-1975年时候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2003年比韩国短5.4岁。

可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提高HDI做出贡献。

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1980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依照宋健的说法,“把人口增长速度降下来,是当前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就是说通过减少人口分母来提前实行四个现代化。当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了减小分母,使得“到本世纪末工农业年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1年6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说:“我们把计划生育当作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否则,经济增长的成果就被人口增长吃掉了。”

2006年3月8日上午,新浪网特邀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计生委副主任潘贵玉做客嘉宾聊天室[8]。潘主任讲话的主题就是《一个政协委员的忧虑:我国的分母怎么办?》。潘贵玉说:“听了温总理的报告,我也有一份担忧,有时候还非常地忧郁,我忧郁的是什么呢?忧郁的是这个分母不能很大,因为分母一大,他翻两番就是严重的挑衅了。所以我在这个两会上大声疾呼要重视分母,要大家一起像抓分子一样地抓分母,如果只注重分子不控制好我们的分母,‘十一五’规划不可能实现,将是一纸空文。”

可见,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的目的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减少人口分母来增加人均GDP。我们来分析一下通过减少分母来是否真的能够提高人均GDP。

统计局资料显示2005年底中国人口是13.0756亿,现在每年只增加700多万人口,今后几年以每年760万人口增量来推算(平均每年死亡860万的话,每年需要出生1620万,这五年共出生8100万,生育率在1.6左右),到2010年人口只能达到13.45亿;而 “十一五规划”中央的2010年人口控制目标是13.6亿(每年需要增加1049万、出生1909万人口,这五年共出生9545万,生育率需要在1.9左右),其实即使停止计划生育都不会超过这个数目);停止计划生育后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使得每年增加1500万人口(每年平均出生2360万,这五年共出生11800万),到2010年也才13.97亿,也不会超过1996年确定的2010年14亿的控制目标。

2000年我国人均GDP是7086元人民币,如果到2010年翻一番的话,就要达到14172元。以13.45亿人口计算,2010年总GDP为190613亿。就是说2010年总GDP为190613亿,13.45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14172元;13.6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4016元;13.97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3644元。13644 元是14172元的96.3%,但第三个方案五年出生人口却比第一个方案多出45.7% 。换句话说,第三个方案是牺牲3.7%的收入(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减少3.7%的收入,因为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这多出的3700万人口的消费增加GDP总量),但是增加45.7%的新生人口(多出生3700万人口)。这多出的人口过20年左右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创造GDP,大大增加那个时候GDP的分子;并且也意味着40年左右后,当现在的生育妇女老的时候,有3700万家庭多一个孩子养老,对老年化严重的当时是雪中送炭(现在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2045年的时候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 。

依照潘贵玉“像抓分子一样的抓分母”,那情况会如何?降分母目前只有一个手段(李小平教授倒是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等计划死亡的观点,但政府敢采纳吗?),就是降低出生率,就算现在一个孩子都不生育(以妇女平均25岁生孩子计算,等于1981年到1985年这五年出生的5015万妇女终身不育;孩子是家庭的纽带,五千多万没有孩子的家庭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本来应该用在孩子上面的精力花在娱乐场所败坏社会风气),今后每年死亡860万左右人口,到2010年中国降低到12.66亿。总GDP为190613亿,12.66亿人口来分的话,人均GDP 15056元,相对于14172元增加6.2%。 为了增加这6.2%的收入(由于减少7900万人口的消费,会减少总GDP,因此实际上不会增加6.2%的收入),减少分母(不生孩子),但却使得今后5015万对夫妇老无所养!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

这还只是从五年的角度看,从更长远的角度,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对今后更有利。

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 2005, PP.112-142)中说:

“令人害怕的‘人口危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者像印度那样的情形)事实是如何的仍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关注快速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良好论据与对问题本质有相当误解之间的组合。这些误解之一是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有时认为,抑制人口增长是提高人均GNP增长速度(或者预防它下降)的必要手段。然而,事实上,对于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人口政策——与一般情况下一样重要——可能对人均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少变化。


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1990-1999)
---------------------------------------------------------------
国家-年均人口增长率-年均GDP增长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下年均人均GDP增长率
---------------------------------印度人口增长率-中国人口增长率
印度----1.9------------6.00----------4.1-----------------4.9
中国----1.1------------10.7----------8.8-----------------9.6
---------------------------------------------------------------

这一观点在上表中得以阐明。如果中国有印度那样的人口增长速度(比如,以1.9%取代1.1%),它的人均GDP增长——假定总GDP增长速度没有改变——仅仅从9.6%下降为8.8%(如果假定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提高总GDP的增长速度,这种下降会更小。这种假定比假设总GDP不变更为合理,因为后者意味着增加的人口都是不能从事生产的)。同样,如果印度成功地将人口增长率降低到1.1%(像中国一样),它的人均GDP增长率将仅仅从4.1%上升到4.9%。中印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对比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总收入增长速度上更快,而人口增长率在这种对比中作用非常小。”

可见Amartya Sen等人也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他们用不同的指标,与我的结论是殊途同归。

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4、通过降低人口分母能够提高人均GDP吗?

1、“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

1980年以来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将前后两段时间生活水平简单比较,就误以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要归功于计划生育。其实不然。人类几千年生活水平没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使得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质的提高。中国的工业化比西方国家要落后一两百年。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中国工业化奠基时期,是投入阶段,这段时间生活水平仍然低。1980年代之后是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收获,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中国恰恰1980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巧合却被计生委利用,视为计划生育的成绩。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假如单位面积的菜地最佳允许种植三棵庄稼,种三棵庄稼的成本是种植一棵庄稼的1.6倍。而有人却出了个馊主意,说是将本来用于三棵庄稼的肥料用于一棵更好,产量更高。这就是典型的“高投入高产出”思路。其实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形成农业面源污染、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导致藻类滋生,继而破坏水环境。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素流失到农田之外,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亿元。过量的肥料会渗入20米以内的浅层地下水中,使得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有科学家发现长期饮用硝酸盐多的水对人体健康有危害。现在农业上提倡“测土配方施肥”,合理施肥不但减少肥料的开支,更增加粮食产量[1]。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

养孩子也一样,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省钱养儿女”是可行的,但“省养儿女的钱”是省不出来的,1980年代初农村那些生育两三个孩子的父母辛辛苦苦将孩子拉扯大(还很大程度是因为计划生育的罚款),当时生活是苦一点,但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来了;而那些独生子女家庭,当时生活是稍微好一些(但没有质的差别),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可以用来打麻将、养宠物,但是现在不少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水平反而偏低,需要国家来“少生奖”扶贫(不是说少生快富吗?不是说少生孩子可以提高孩子素质吗?怎么还要靠慢富的人纳税来扶贫?),尤其是这些家庭今后的日子更加艰难。想想看,当初每月几十元的收入,假如不用来养孩子的话,这些钱也用掉了,即使特意设立一个账户,当年存的钱到现在也不值钱了,但却少了一两个可以凭借养老的孩子。现在很多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很后悔当初没有超生。

被外界称为当今中国四大杰出经济学家之一程恩富2006年12月13日在华南师范大学演讲时,提出一个新观点:“丁克家庭对祖国发展有贡献,应该享受高保。”[2] 他的依据在于,“孩子一生下来,对于国家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一系列压力随之而来。生得越多,国家的投入就越多”。因此他认为,相对而言“丁克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到60岁后享受高保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程恩富却不知道一个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学常识: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

中国现在连小学和初中都不是免费义务教育,家庭所分摊的教育成本占高中全部投入的70.1%,占大学的66%,而孩子工作后的贡献却几乎全是给国家。“丁克家庭”吃喝玩乐舒服了,连孩子都懒得生,到老了还要盯上别人家孩子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还认为“丁克家庭”对社会贡献大!

依照程恩富的观点,自杀的穷人应该被授予超级烈士称号? 因为他们一方面减少了贫困,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口,还减少了低素质的、更穷的后代。
  
2、对“计划生育贡献论”算法的剖析

计生委主任张维庆骄傲地宣称到1998年底少生了三亿多人,到 2005年底减少了4亿人口,“计划生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计划生育成就功不可没或者叫功德无量”。真的如此吗?

《人民日报》1999年09月29日一篇文章题目为《计划生育近三十年效益巨大-少生3.38亿人为全社会节省抚养费7.4万亿元》[3]。文章说:“据计算,目前我国每个少年儿童0-16岁的抚养费,农村至少为4.1万元,城市至少为11万元。儿童抚养费以家庭抚养为主,约占86%;以社会抚养为辅,约占14%。以减少出生3.38亿人计,为广大城乡家庭节省6.4万亿元抚养费,为国家节省1万亿元抚养费,两者合计共为全社会节省7.4万亿元儿童抚养费,这几乎等于1997年我国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少生3.38亿人,更缓解了人口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沉重压力,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显著提高。1979年至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17.7元增至6490.1元,居民消费水平从227.0元增至3094.0元,计划生育为实现三步走、奔小康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99年的人民日报以1998年的畸形的高养育成本(其中很大原因是由于计划生育本身)来推测计划生育节省的社会成本,认为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7.4万亿元,考虑到有人孩子还没有满16岁,平均每人节省2.2万元。这样看来,好像中国现在的经济成长都归因于人口的减少,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生产力发展反而一点功劳也没有!这是非常滑稽的结论!计生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功劳全归功于人口减少,给人一种即使不干活光靠减少人口就可致富的感觉。就算真的省了7.4万亿,但这3亿多人口今后所创造的价值又是7.4万亿的多少倍?按照计生委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因为“误批”马寅初而“误增三亿”,光培养成本就增加了6.568万亿,而根据新华社公布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4],从1959年到1979年这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共才4.648万亿,比6.568万亿还少1.92万亿,就是说当初要是也计划生育的话,不干活就可以致富了!印度没有强迫进行计划生育,经济改革比中国晚十几年,但现在的经济增长势头与中国不分上下,潜力比中国还大,照计生委的说法,扣除人口增加的成本,印度事实的成就远比中国大,我们一直宣传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被计生委一下子就抹煞了。

类似的宣传在2002年人民日报又重复了一遍:“9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的第一天。20年前的今天,即1982年9月1日,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统计显示,20年来,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平均每个家庭少生了0.74个孩子,为家庭和社会节省抚养费 6万亿元,节省物质技术装备费5.9万亿元” [5]。这次说的是1982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成本又增加了,由1998年平均每人2.2万人增加到4万元,3亿人口共节省11.9万亿,相当于1982年到1991年这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是当时干脆一个孩子都不生的话,节省的经费可能超过1992年到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不干活就实现共产主义了!

那么依照张维庆主任的说法,到2005年底共少生4亿多人口,并且满16岁的比例增加,而这几年成本更高,上海市一些地区2003年的成本宣传为高达49万元了,从全国成本来说比1998年至少增加3倍。那么以现在的价格计算,少生的4亿人口节省了至少30万亿元,相当于1972年到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总和。

美国养育孩子到18岁家庭花费就达16.5万美元(还不包括读大学的钱),但是养育一个孩子的家庭并没有比养育三个孩子的家庭多存33万元钱,并且生活质量也没有高多少。美国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香港和日本妇女平均分别只生育0.9、1.25个孩子,以中国人口学界的那种算法,香港、日本生活水平目前接近美国的水平完全是因为少生一个孩子,否且生活质量只能算是中等发达水平,为了继续追赶美国的生活水平,生育率应该继续下降才是,香港、日本目前鼓励生育是愚蠢的。可见用平均每个孩子的花费来计算计划生育的贡献是滑稽的,尤其是中国畸形的高养育成本与计划生育有很大关系。

以购买力计算,美国2005年人均 GDP $41800,香港为$32900 (官方汇率为$2.5万) 。美国每个妇女生2.1个孩子,香港生0.95个孩子,美国每个妇女平均比香港多生1.15个孩子。美国养育一个孩子每年平均花费1万美元。美国4.1口之家平均创造GDP为$17.138万,香港2.95口之家平均创造GDP为$9.7055万。那么依照中国计生委的算法,要是美国妇女也像香港那样平均只生0.95个孩子,每个家庭节省1.15万美元,加上$17.138万共有$18.288万,2.95口之家人均GDP为$6.2万,比现在多出48.3%!这还不计算因少生孩子而增加妇女工作时间所创造的财富。看来美国总统鼓励生育是因为钱多得没有地方花了,故意拖延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要是香港妇女像美国这样平均生育2.1个孩子,那么每个家庭等于多出1.15万美元花费,$9.7055万减去这1.15万美元,等于$8.5555万,4.1口之家人均GDP为$2.08万,只有现在的63%。而香港要进步与缩短与美国的差距,就应该连目前0.95个孩子都不生,每个家庭节省0.95万美元,两口之家人均GDP为$3.765万,也还是没有美国现在多。

就像一辆可载纳30个人的长途巴士,只乘载了10个乘客,汽油费和汽车损耗费500元,每人平均50元。要是乘载了30个乘客的话,耗费只稍微增加一点,只有600元,平均每人20元。而依照计生委的思路,要是乘载30个乘客的话,就需要花费1800元了,只乘载了10个乘客反而节省了1200元。

吴洪森在《关于计划生育的另一种思考》一文中指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30年的计划生育经费总值估计在3000亿元,假如将这3000亿元用来普及教育,就有3亿人可以读完初中。中国目前文盲和半文盲总人口只有1.8亿,还可以多出一大笔钱来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倾向女性,中国不但全面扫盲,而且还多出一亿多有高中毕业程度的女性[6]。一方面同样可降低生育率,更重要的是能提高人口素质。

并且上面人民日报的那种对比算法本身就很滑稽:“1979年至199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17.7元增至6490.1元,居民消费水平从227.0元增至3094.0元”,难道1998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15.5倍?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1979年是1.4962,1998年是8.2789,就是说1979年的417.1元人民币相当于279.2美元,1998年的6490.1元人民币相当于783.9美元,二者只相差2.8倍。即便用人均GDP这个指标,也需要考虑通货膨胀,以及与国际主要货币的汇率的变化等因素,不能静止地用本国的指标,而应该用国际标准化的指标。并且人均GDP并不能准确反映生活质量,比如,2005年人均GDP美国是4.18万美元,中国14000人民币(折合1700美元),中国一个县城家庭月收入2000元人民币生活质量并不差,但美国月收入245美元无法生存。就算以购买力计算,中国人均GDP 14000人民币也只折合6000美元左右,美国月薪600美元的家庭生活质量也远远没有中国月薪1400元人民币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高。

3、中印比较:计划生育没有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任何贡献

由于人类发展指数(HDI) 的三个成分近乎等权重的线性组合解释了88%的一般化变异数,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发展水平。 我们通过比较中国与印度的HDI变化情况来评估计划生育是否对中国做出贡献。

从“人均”角度看,HDI远比人均GDP要公平。比如甲乙两个100个人的单位都创造了100万元的产值,人均是1万元。甲单位分配相对均匀,多的分到3万,少的也有7千,既有适度的分配梯度(有利于保证积极性),又让大家都有消费能力,这100万元的产值扎扎实实提高了人民生活质量,消费进一步刺激了生产,构成了生产-消费-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可持续生产的能力。而乙单位这100万却有70万被10个人占有(人均达到7万元),剩下的30万为90个占有(人均只有3300元),这90个穷人有消费意愿但是没有消费能力,10个富人的消费却早就饱和,大量“剩余产品”只有廉价出口。虽然人均产值一样,但从平均生活质量来说,乙单位并没有甲单位高。可见贫富差别太大,就必然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消费饱和,而广大百姓却没有消费能力,这样虽然照样在忙碌,照样在消耗本国资源,照样在污染环境,但产品却只能廉价地外销,本国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比如19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中国的GDP增长比较快,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却远远跟不上GDP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需要靠增加内需而推动,增加内需就必须分配公平。

而HDI的三项指标中“平均预期寿命”、“总入学率和识字率”这两项指标,就更能体现公平,因为富裕阶层虽然医疗条件好,但寿命不见得延长太多,并且因为人数少,不影响整个人群的平均寿命;富裕阶层教育条件再好,但由于人数少,不影响整个人群的“总入学率和识字率”。

就像孩子读书,纵向来看,每年都有进步,再差的学生六年级肯定比一年级的时候学的东西多,都可以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横向看,就不一样了,三年级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到了六年级变成全班倒数第一,就只能说是学习成绩退步了;三年级时是中等成绩,到六年级的时候也是中等成绩,就只能说是不进步也不退步,至少不能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国和印度都是发展中国家,1950年的时候两国社会水平一致。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和印度的人类发展指数,看看中国的计划生育是否“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印度生育率的比较(1950~2000)
------------------------------------------------------------
国家-1950-1965-1970-1972-1975-1980-1985-1990-1992-1995-2000
中国-5.81-6.08-5.81-4.98-3.57-2.24-2.20-2.37-1.68-1.48-1.23
印度-5.97-6.23-5.77-5.59-5.35-4.95-4.44-3.80-3.54-3.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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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商业部、燃料化学工业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中国开始计划生育。1973年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全面开始,允许生育两三个孩子,中国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79年的2.75、1980年的2.24。1980年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标志,中国开始独生子女政策(政策生育率1.38)。但由于恢复农村的自然经济,独生子女政策受到了农民的强烈抵制,中国生育率在整个1980年代还维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受经济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影响,1990年代以后生育率急剧下滑。

中国、印度历年人类发展指数(H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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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1870----1950--1975--1980--1985—1990--1995—2000--2003
中国---------0.159-0.525-0.558-0.594-0.627-0.683-0.728-0.755
印度---------0.160-0.412-0.438-0.476-0.513-0.546-0.577-0.602
日本--0.160--0.607-0.857-0.882-0.895-0.911-0.925-0.936-0.943
------------------------------------------------------------

从上面两个表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HDI在1950年时候没有差别,两国主要差别出现在1975年前,而这段时间两国生育率没有差别;中国经济改革始于1979年,而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1991年,中国经济改革比印度早12年;印度的社会矛盾比中国复杂。中国的2003年HDI比1975年增加1.438倍,同期印度增加1.461倍;中国2003年HDI比1980年增加1.353倍,同期印度增加1.374倍。从绝对数和相同起点来说,印度1990年的HDI接近中国1975年的HDI,中国从1975年到1990年这15年增加0.102,印度从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增加0.106(印度从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增加0.0083的话,2005年应该为0.619)。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HDI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增加更快!

可见相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没有进步也没有大的退步,但是代价却是巨大的:牺牲2.3亿子孙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使得今后4亿老人老无所养!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成就这个“面包”只有一个,分给计划生育的话,改革开放就没有了;分给改革开放的话,计划生育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历史悖论。要是说计划生育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的话,岂不是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阻碍了社会发展?要是说改革开放取得辉煌的成就的话,岂不说明计划生育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

中国、印度出生时预期寿命(岁)


---------------------------
-----1960--1981--1991--1999
---------------------------
中国-47.1--67.7--69.3--70.0
印度-44.0--53.9--59.0--63.0
---------------------------

依照联合国发展署资料,在1970-1975年时候中国预期寿命比韩国长0.6岁,2003年比韩国短5.4岁。

可见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差别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并没有为提高HDI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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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好帖,顶.

游客

219.135.195.*

re:re: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不认同你的观点!现在人多都没有工作做!没有就业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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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伟大的党不认为有社会问题

游客

123.191.201.*

re: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好文章!我顶了,如果这文章能在中国主流的媒体刊登就好了!

人家发达的国家把人看成是一种宝贵资源,而我国却把人看成是一种蚕食资源的寄生虫!

如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比中国其它省份发达,其主要的原因是外省输入了"人",而不是广东省搞好了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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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游客
伟大的党不认为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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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养,谁来养

zhi   neng  kao  zi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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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写得好

游客

116.29.243.*

计划生育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吗?

现在人多都没有工作做!没有就业机会啊!            没有就业机会恐怕不是人口多的原因,看看那些人口密度比中国大的国家就知道了

游客

117.88.66.*

同意!

好!我太赞同你的观点了,你是做学问有见解的人!怎么应该让养2个孩子!一个孩子养得太辛苦!太害怕意外!

游客

58.118.36.*

老有所养,谁来养?

老有所养,谁来养?

游客

60.2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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