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这是刘彻当皇帝的第一个年头。

新年十月(当时以十月为新年的第一个月)，年仅十七岁的年轻天子签发了一道圣旨，那就是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说白了，这就是一次选拔高级公务员的考试，考试的题目，就是《古今治国之道》。对象是全国境内所有的知识分子。(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诏书一下，全国振动，不论是儒家法家诸子百家，不论是想升官发财的，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论是朝中有人家财万贯除了学问什么不缺，还是一无所有寒酸得只剩下学问的，都打点行装，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怀着各自的目的，来到长安谋前程来了。

其实，真的说起来，汉朝的公务员考试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还得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资历，得有人推荐。好在汉初政治清明，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公务员考试的潜规则，这时候倒不是很严重。

所以最后到长安应试的也就百来号人，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儒家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这年四十岁左右，按当下的规定，怕是没有了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不过汉朝人胸襟开阔，不搞年龄歧视，你有本事，50、60也行，没本事，再年富力强也不用你。《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姜子牙)年过七十“及遇文王”。甘罗十二岁便被封为“上卿”，所以汉朝及汉朝以前的中国人，对年龄歧视这玩意没概念。

俗话说四十不惑，人到了四十岁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疑惑的了，董仲舒却疑惑且郁闷得很。

董仲舒其实出名很早，从小研读《春秋》，到景帝时代出任博士，确切的时间，有(罗义俊《汉武帝评传》)说是前156年，这样看来，到参加这次公务员考试，老董已经做博士长达16年了。

闲话：说起博士这个官，他的学术地位，有点类似今天的院士，又兼有国事顾问的角色。秦始皇有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学识渊博。博士们学业各有专精，儒墨名法，方技术士，无所不有。汉朝沿用博士制度，皇帝处理政务，遇到有什么不明白的疑难杂症，就把博士召集起来议论议论，最后写份内参供皇帝参考。贾谊就做过博士，常写参考文章给文帝。

老董在十多年的博士任上，默默无闻，一无建树，当然也可以说是韬光养晦，待价而沽。这不能全怪老董，因为汉初的主导思想是黄老政治，讲个清静无为，而儒家是最喜欢搞繁文缛节，最好大喜功的东西，难怪老董郁闷得很，也无奈得很。

但是老董也没闲着，他开班上课，教授《春秋》，为汉朝培养了一批儒学人才。他的得意门生中，有做到地方诸侯国相的，也有在中央任职的，如担任丞相长史的吕步舒(这个人后面还要提到)。司马迁年轻时也到董仲舒那学过一点《春秋》，不过司马迁的思想并未因此儒家化，真不幸中的万幸也。

董仲舒讲课很有特点，班固在《汉书》中描述说：“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什么意思，大体上就是说董老师上课很认真，也很严肃，特别是很讲究礼法，老师的讲台面前，有帷幕把老师和学生拦开，有的学生甚至毕业了也不晓得董老师啥模样!隔壁有座园林，里面鸟语花香，董老师三年了也不瞧一眼，更别说去玩了。

汉武帝初年的这次公务员考试，对于老董来说，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表现升职机会，老董又怎能不把平生所学，全部施展出来?

老董琢磨了一下皇帝出的考题，唧唧歪歪一大通，无非是问一个问题：

“怎么才能把江山坐稳了?”

这个问题其实又可以这么问：

“怎么样才能让天下百姓老老实实地顺从皇帝的统治?”

再说得通透点，就是中央忽悠百姓，让他们一边被朝廷压榨，一边还要发自内心地感恩：

“皇恩浩荡啊!”

“万寿无疆啊!”

这件事，其实韩非干了一半。

韩非的主意是三个字：法、术、势(在第一节韩非之死中有详细的论述)，讲透了就是一个怕字，刑法严酷让你怕，阴术驭人让你怕，权势压人让你怕。

形象地比喻一下，法就是一根狼牙棒，术是抹了毒的暗器，势是一座五指山。

秦始皇和秦二世都是韩非的信徒，他们完全遵照韩非的理论执行。所以秦朝就好比是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明晃晃得举着火把打劫你，奴役你。

秦始皇和秦二世从来没想过忽悠百姓，也许正是一点，让某些读史不通则痛的大师小师赞叹起秦的暴政来。

问题是秦不忽悠人，他的办法是直接把你整成二傻子，他不给你美好许诺，他直接掏你钱包，抓你去做苦力。

这件事，就好像弹簧，你给的压力越大，反弹就越大。股市跌久了都会反弹，更何况老百姓，人也不反弹，直接来反转，一举就把老赢家的江山给掀翻了!

可见秦朝的办法太粗暴太直接，不行!

这就是教训。从刘邦到他的老婆、他的子孙后代，以及后世的统治者，牢记这教训的，便有福。忘记这教训的，便有难了!

所以汉朝开国以来，虽然刘邦对待功臣太过凶狠，吕雉对戚美人太过恶毒，景帝对待诸侯太过急躁，对晁错和周亚夫太过无情，(详见前几集)上层建筑因此祸乱不少，但是下层民间却一片祥和气氛。

下面祥和，上面也乱不到那里去，七国之乱，来势汹汹，仔细一算不过三个月而已。

为什么下层民间一片祥和，因为刘家的掌柜立下了规矩，对老百姓，要小心翼翼些，不要太欺负人，兔子逼急了还要咬人呢!

因此汉初的统治政策，是上层统治者稍稍地自我克制，节约开支，减少不必要的项目。

这种政策，据说从黄帝、老子那里得到了依据。

黄帝的学说，太过久远，接近神话传说，不敢妄言。我们就谈谈老子，

老子说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再聪明，还是要遵守自然规律的，政府的权力再大，也要顺天应人，不能一意孤行，不然上违天意，下逆人心。

而怎么样才能顺天应人呢，道家与儒家的区别就在于无为与有为，儒家主张有所作用去顺天意，而道家则认为，你自以为是拍天的马屁，其实很可能刚好是拍在了马脚上。你自以为爱护百姓，其实是祸害了百姓。所以有为不如无为，无为，则天随天意，人从人愿，安乐如意，各有各的福分!

老子又说了，“罪莫大於可欲，祸其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这话落在统治者，就是告诉你们要“寡欲”，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领导的，要比一般人更克制你们的欲望，因为普通人欲望强烈，最多自家破产。而统治者一旦多欲望，祸害的是国家，连累的是人民。

所以汉文帝要搭一个露天的阳台，算了一下搭建和装修费用，要一百斤黄铜那么多。汉文帝就舍不得了，说：“一百斤黄铜相当于中产阶级十家人家的资产，我住在先帝宫室，已经够奢侈了，还搭什么台子呢?”

汉文帝不是小气，因为他知道自己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而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的钱是不能乱花的，这个观点，汉朝的皇帝早就牢固树立，绝对比西方不差!但是这一点，那些鼓吹古代中国有多少项第一的人士却绝口不提，一心要把古代社会说成封建，把自己干的坏事推到古人头上，说什么封建残余!

呸，不要脸，古人不能再世，司马代他们骂一句先!

(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