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就认为抗日战争是比八国联军进中国还大的中国最大耻辱,谈老蒋军队300多万人可能是死亡了,这还有脸提,300多万最英勇国家的士兵在老蒋领导下,不如300多万被杀的猪耐杀真可悲,还得说兵在于将的才智,49年后的中国士兵包括老蒋的解放兵,就可以在劣势装备下和任何强国抗衡,让中华大地属于中华人,这是毛主席的功劳,领导变迁让国家旧貌变新颜,同样是军队如天地之别.再说抗日,老蒋要是一个有尊严的领导,9.18前就可以把小日本赶出东北,退一步9.18事变中国军队反击日军的两万多人也不会有后来的大片国土沦陷,更不会有不如猪耐杀的300多万蒋军.

楼主个人的无知并不代表中国人都和你一样

如果蒋介石没有资格谈抗日, 那么全世界没有谁有资格了

楼主个人的无知并不代表中国人都和你一样

如果蒋介石没有资格谈抗日, 那么全世界没有谁有资格了

无知就不要乱谈了。

 

楼主你纯的不是人，不说蒋，就说这３００万牺牲的抗日国军将士，不管他是蒋军还是什么军，是中国军队吧，是我们的祖先吧，而且当时的执政政府就是民国政府。怎么可以把这牺牲的抗日将士称为猪，是的你很聪明不会去死的，可你不能这么个骂法。

LZ简直就是历史文盲

后代子孙居然不懂自己民族的历史

楼上就你是他妈的人,电视上共产党的将领革命人谈革命不说,我和几十位要在世已经80多岁的老师傅们谈过他们的经历,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逃兵有志愿军有抗日的,他们最后成了工人,没有一个说老蒋和国军好的,国共对阵打仗,十位八位解放军的命进攻能换一条蒋军的命,消灭蒋军其实都是蒋军溃败后投降.蒋军抗日无能抗日前杀共产党和老百姓决不含糊,国共争天下是共产党两千万烈士的命换来的,兵之源是老百姓,没有老百姓支持共产党无法得天下,啥是民心民主?毛主席和人民一条心就是榜样,南京抗日十几万蒋军束手被杀还不如十几万头猪,抗美援朝解放军很少的人就能挡住美军方面军退路,这是统帅给的信心,也还是只有中国兵能做到,差别就是统帅换了.国军姓蒋,共军不姓毛这就是49年后和以前千年以上的差别.你能在和平的中国信口雌黄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不是蒋光头,老蒋给中国只能带来战争和屈辱,战争比今天的天灾可怕的多.

LZ, 说真的, 请你多读书

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偏见，没有崇洋媚外观念的话，在对比英美法苏等列强在二战初期的表现后，不可能看不到我们中国国军在盟军各部队中出色表现。中国国军在开战时装备最差，素质最弱，因而牺牲最大。但他们的退却速度最慢！这傲人的成就是摆在历史上铁一般的事实。洋人们刻意贬低我国军队的表现倒也罢了。而那么多中
国人自己看不起自己，专长窝里斗狠，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出息？
当时中国国军是盟国军队中条件最差的一支，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这支军队装备最老旧简陋，给养最微薄，医疗卫生条件最差，百分之80以上的军人是文盲。最糟糕的是国军的各部队不久之前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一些部队其实不久前还是军阀武装甚至土匪武装，有的官兵甚至还要借大洋和烟土的刺激才能打仗。就说"抗日名将"扬虎城率领的西北军，了解底细人都知道该军刚从土匪"转正"过来不久，除了抢掠百姓外几乎一无所能。西安事变中杨部在西安城肆意抢劫，抢到眼红时连张学良办的"东北边业银行"也不能幸免。银行经理自恃是张学良的亲戚而出面阻拦，竟被匪兵开抢打死在门前台阶上。

中国政府为了民族的生存，不计前嫌尽量拢络容纳一切声称愿意抗日的队伍。几乎是什么乌龟王八都收容。说实在话，中国政府当时能够组织起来的，也只有这样一支近乎于乌合之众的"军队"。派这样的军队仓促上阵，吃败仗几乎是注定的。更何况还有那种不但不抗日而且专门袭击国军的"第五纵队"。其他国家的军队败阵后撤时，且不说能受到友军和民众的慰问安置，至少没有遭"自己人"袭击的后顾之忧。而中国就有这样一些部队，当国军和日寇血战时，他们躲在后方远远地看着。见到国军打败后撤了，他们就冒出来包围国军，要缴他们的枪，理由竟然是"既然你们不抗日，就把枪留给我们去打日寇。"！说得多好听，做得又是多卑鄙呀。
　　
在抗日战争初期不吃败仗，当然也是能做到的。那就是光空喊些抗日口号，躲来躲去避免和日寇交手，或者搞搞生产，开开文艺座谈会什么的就行了。老实说日寇聪明得很，他们当然很愿意和某些地方的势力达成默契相安无事，然后集中兵力进攻不妥协不投降的中国政府。

中国国军抗击日寇，最难，最苦，最冤，牺牲最大。我想起他们，眼前总浮现出一群衣衫不整，营业不良，大字不识，迷信深重，爱讲下流话，少数甚至还别着烟枪的黄脸黑发的汉子们。他们并不懂得很多政治道理，说不出漂亮闪光的语言，也没有太多杰出勇敢的行为。他们能做的，基本上是在长官的驱使之下，向着敌人放枪或冲锋。当血性勇气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他们奋不顾身地与敌寇杀个天昏地暗你死我活。当大势不利勇气难以维持时他们也会害怕畏缩逃命或者投降。他们真的不是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钢铁战士"。他们是出生在我中华土地上既继承了民族优秀品质也继承了劣根的中国人，和我们今天的芸芸众生并无大差异。他们的的确确很不起眼。然而，就是靠着成千上万这样很不起眼的人，我们的民族得以幸存。他们是我们别无选择的父兄，我们别无选择为他们骄傲。

二战盟军各国的文献资料显示，各国人民都以同情呵护的态度对待本国军队。哪怕他们的军队有时没有打好仗，哪怕他们中有很多官兵投降当了俘虏，本国人民照样以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去救援和安抚他们。当然，对于军队的丑闻，人民也会发牢骚甚至进行严厉指责，但"呵护本国军队"的感情基础始终稳固。唯独在我们中国，有出乎意料的多数人以贬低嘲讽本国军队的表现为能事。有些“爱国贼”痛恨本国军队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日寇的痛恨。他们乐意赞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甚至德国日本的军队，却绝不情愿给本国军队哪怕一句肯定的评语。他们对斯大林格勒、诺曼底、珍珠港什么的说起来眉飞色舞如数家珍。而对本国军民浴血抵抗的战役却几乎一无所知。这些人经常自称是"爱国"者。但我始终搞不清他们爱的是哪一国？胸膛里跳动的是中国心还是俄国心抑或是日本心？

这些"爱国"者无非说，那时中国国军连吃败仗，大片地放弃国土。这就是"消极抵抗"或者"不抵抗"，就是"卖国"等等。　

吃败仗和弃守国土就等于"消极抵抗"或者"不抵抗"，就是"卖国"吗？胜败乃兵家常事，全世界都是这个理，何独中国军队不能吃败仗？　


别忘了，开战前就举国一致地认同了中国军队吃败仗的必然性。 全国都赞同持久战，确认了中国军队在防御和相持阶段的失败和退却的必要性。中国政府在七七事变后即明定持久战方针，各界皆声明拥戴。约一年后，延安毛泽东也以《论持久战》一文表达对政府方针的认同。既然接受持久战方针，既然都承认开始阶段是防御阶段，也就认同了开始阶段一定会吃败仗。如果在开始阶段就能顶住不败甚至连打胜仗，那形势就不是敌强我弱而是相反，就不需要什么防御和相持阶段，直接反攻就行了，还打什么"持久"战？没有在最初阶段的失败与退却。没有人在这个阶段去牺牲去消耗日军，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相持与反攻。　

说白了，七七事变后敌强我弱的的形势下，中国的军队要么就是不抵抗，要么就是去抵抗去送死，也就是去打败仗。这在这个时候，除了牺牲挨打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明知会败的仗还是要打，没有为全民族而牺牲的精神是做不到的。衡量谁抗日谁不抗日的标准就是看他敢不敢牺牲，敢不敢明知是败仗也要打。有的人口头上也同意持久战一说，心里想的却是让别人去"持久"去消耗去牺牲。自己保存实力藏起来。这种人越多，国家亡得就越快。　

中国国军的可贵之处不是百战百胜，而是敢于抵抗敢于送死。可以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死伤惨重败得一塌糊涂的部队，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奉献去推迟敌人的胜利，从而换取国家的生存。真正的民族勇士们，抱定必死的信念，以弱击强，以十换一去消耗敌人。明知是以卵击石也不回避，明知是白白送命也还是前行。几个师几个军被打垮了，再动员起更多的师更多的军奔赴沙场。华北沦陷了，退到华中再组织抗击。首都陷落了，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不投降，不妥协，咬紧牙关前赴后继誓死抵抗到最后一人。惨烈的民族大牺牲，真正体现着我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才是我中华真正的民族英魂！

况且，难道只有我们中国在战争初期打败仗吗？其他盟国军队在战争初期能表现得好些？否。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在战争初期肯定要胜利，这本来是战争的规律。战争的初始阶段一定会出现侵略方捷报频传，反侵略方败绩累累的现象。如果侵略者没有把握至少在战争初期打胜仗的话，他们何必发动战争？因此二次大战中处于反侵略地位的各国，在战争初期都毫无例外地有"兵败如山倒"的经历：英法联军被德国人打得丢盔弃甲，仓惶逃过英吉利海峡，法国宣布投降，亡国。在亚洲，除了珍珠港惨败以外，美英军队还被从菲律宾和马来半岛一直赶到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去，同时也有数十万英美印度军投降被俘。而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表现最糟糕。在头半个月就被德国正面推进500余公里，投降被俘的红军官兵达百万以上。有的竟是以军为单位投降的。用"降将如毛，降兵如潮"来形容这种局面最合适。可以说，苏联红军创下了败退最快，投降被俘最多的纪录。

　　1、二战与德国瓜分波兰、对德国一直妥靖、大战爆发仍幻想和平、战争初期连吃大败等的斯大林最终成为二战领袖、英雄。而卢沟桥事变后一直坚定抗日，并最终取得胜利，也为战后的中国取得了相关利益的蒋介石为何不能成为抗日英雄、民族英雄。尽管他在抗战初期也动摇过，也幻想过，也希望国际舆论与国际势力的帮助，但当一个国力远远强大于己的邻国来侵略时，作为四万万人民的领袖，你该怎么办？
　　2、不要以为经常叫小日本时，日本就小了，当日本的联合舰队纵横于太平洋时，当零式飞机呼啸于亚洲的天空时，当日本在杭州湾大规模登陆作战时，中国军队仍是什么装备？
　　3、与德国同时发达国家的英国、同样装备精良的英国远征军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却称作敦刻尔刻大撤退、军事史上的奇迹，而英国远征军也被视为英雄。而落后于鬼子的国民党军从淞沪、太原、徐州、南京、武汉等各大战场撤军而被视为溃逃，受人辱骂。
　　当然44年的败退，与对国际形势、对鬼子的战役决心、战役企图等估计不足、军队准备不足有关，更是打着战胜小日本后如何如何的小算盘，致使大败。但也是这次使得国军认识到了“鬼子不打不会自己跑”，知耻而勇，而后有昆仑关大捷、芷江大捷等。
　　4、当毛泽东同志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运动战理论成为经典时，国军却因丢城丧地饱受屈辱。
　　5、苏德战争中，装备精良的苏军被成建制成兵团的被歼灭，后来却被称为世界第一陆军。而处于劣势的国军在数十次大规模会战中，从未被大规模歼灭，并始终保持着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战斗力，却饱受讥讽。
　　从这点来看，也是说明鬼子在战略上始终输了国军一筹。当鬼子骄横、野蛮的侵占各大城市时，却未能看到：中国的主力军团仍然健在，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战斗精神更加顽强。而狭隘的岛国蛮兵在歼灭中国主力兵团与占领大城市之间，通常选择后者，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荣誉和快感。国军则在战略上掌握主动，将鬼子拖入了相持阶段，并最终获胜。（请那些只会说国军逃跑的人不要发言，你们在侮辱先烈。）
　　先就说这么多吧。本人总觉得，历史书上对抗日正面战场的轻描淡写，甚至对国民党军队的讥讽和漫骂，这样做对得起自己的抗日子弟兵吗？对得起这些为捍卫国家尊严、民族尊严而付出努力的中华优秀儿女吗？对得起为抗日民族战争而流汗、流血直至牺牲的国民党全军将士吗？对得起牺牲与战场的几百万国民党军英魂吗？对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更是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万物之间。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以国民党军抗战正面战场为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也将有更多的中华儿女了解到自己民族的先烈。最近，看到有一套书还不错，向大家推荐推荐——抗战正面战场备忘录，全套6本，分别记录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会战、徐州会战全过程。抗战敌后战场备忘录，全套两本，分别记录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过程。
　　最后，向为中国抗战牺牲的先烈们致敬，向所有为中国抗战付出努力的人士致敬。

文/黄钟，摘自世纪中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卫国战争。可是，中国国军抗战英雄的战后遭遇，却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在二战所有的战胜国中，其情其状，独一无二。曾几何时，戴笠、张灵甫、汤恩伯等等在抗战中声名赫赫的人物，在大陆成了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历史教科书也这样一代代地告诉大陆的孩子们。如今，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而戴笠故居和汤恩伯故居，也已修葺开放。尽管这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甚至显得有些偷偷摸摸，好像在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一样，但往好里想，无论如何都算是一种进步。

可这不够。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面临着如何纪念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的挑战。法国纪念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的恢弘气势已经向全世界展现过了，而明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也决不会是在悄无声息中过去。如何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实际上是在向世界显露当今大陆的政治形象和政治胸襟，而不是简单的排场之大小问题。六十年一个甲子。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

　　实事求是地书写抗战史，冷静、客观地评价抗战史，解决历史教科书在阐述抗战史上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可回避。这是对人们良心和胸襟的考验。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火中，军人伤亡达三百余万人。无论政见如何，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八路军左权将军一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他们的名字留在中国的英烈谱上。任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流过的血，出过的力，都不应该被遗忘，被歪曲。任何遗忘和歪曲都是真正的国耻。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歪曲和遗忘并没有不存在。战犯问题就是耐人寻味的个案。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大陆官方悼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可这位昔日抗日疆场上驰骋杀敌的战将后来却成了“战犯”。这并不只是杜聿明一个人的遭遇。

　　1948年12月25日，毛泽东开列了一份43名首要战犯的名单。仅仅就其中的军人而言，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何应钦、胡宗南、汤恩伯等都是抗日名将。

　　杜聿明先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这里曾先后关押过900多名日本战犯和溥仪等71名伪满战犯，同时也关押过354名国民党战犯。在这所监狱，一些为抗战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战将，跟日本战犯一起接受“改造”。1949年后的大陆，抗战过的国军将士和他们的亲人，甚至远没有日本战犯那么幸运，他们有的被镇压了，有的则承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在大陆的战犯管理所里，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分3次被宣判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没有一个被判死刑，而且1964年4月全部被释放回国。

　　可是，直到现在，改造国民党战犯还被当成正面宣传。比如，杜聿明、黄维就是经过不断努力才“改造”过来。最后杜聿明就说自己“走错了路，成为千秋罪人。”而黄维最后则说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当大陆在宣传改造成功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对他们或许根本就不应该有什么强制改造，甚至根本就不该有战犯这个词。

        　　然而在大陆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政治和解和社会重建，似乎内战的血还没有流够。因此也就有了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和被当成战犯的中国抗战将士关在同一所监狱的尴尬。美国有过内战，却没有战犯。南北战争结束后，联邦政府不曾处罚南方一兵一卒，那是把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处理的最好例子。在这场战争中，共有62万人丧生。这意味着大约每60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死于战火。照常理来说，总得有人为这场残酷的战争负责。事实上，仇恨也没有随着战争一起结束。在有些人眼里，叛乱者应该受到严惩。然而，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毕竟不是一回事。美国内战没有产生战犯，也没有一兵一卒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为“历史问题”而遭到清算和迫害，胜利者更没有用笔墨掀起一场丑化运动以便将反叛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1889年去世，活了81岁。副总统斯蒂芬斯则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生前没有被人改造，死后也没有谁去鞭尸扬灰。即使是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同情南方的布思刺杀，美国也没有因此疯狂，来一次彻底干净肃清南部残余的斩草除根运动。1870年，李将军则长眠在了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他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

　　一个知道区分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国家是幸福的，一个理解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不同的民族是理智的。而大陆的内战，却不如此。不仅有法律的惩罚，还有道德上的贬低。那些曾经为卫国战争洒过热血的国军将士，因为参加过内战，就被描绘成匪、贼、寇。比如，吴强在长篇小说《红日》的“修订本序言”里就有这样的字眼：“张灵甫这个匪徒，……他骄纵、冷酷、矜持、虚伪、狡诈……。为了传之后世和警顽惩恶，让大家记住这个反动人物的丑恶面貌，……”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这位抗日名将尸骨无存，并不奇怪。但这却是一种耻辱的不奇怪。

　　即使张灵甫在内战中真的是罪恶累累，但对中国来说，他绝不仅仅是罪人。张灵甫骁勇善战，是抗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虽然他在对日浴血奋战中成了瘸子，但却从未打过败仗。就一个职业军人对国家的效忠而言，他是军人中的军人。如果有一天，大陆也为抗战英烈们建立国家英烈祠的话，里面就应该有张灵甫一个位置，而不仅仅只是允许上海的陵园里有他的衣冠冢。这位职业军人没有死在日寇的枪炮下，而死于1947年内战的硝烟中。这是一个缺乏政治和解传统的民族的历史悲剧。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位殉国将士被抛尸露骨。南京灵谷寺里抗战殉国的国军将士的牌位，湖南衡山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供奉纪念湖南几次战役中牺牲将士的牌位，都先后被销毁……日本鬼子被赶走了，在他们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殉国者连个供奉的牌位都不能享受。甚至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那些黄泉路上的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这样的批复，一定都会为此含笑九泉！大陆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当党争和意识形态遮蔽了真相的时候，抗战史就会难以下笔。比如，要讲到情报工作对抗战的贡献，就绕不开军统。可是，在大陆过去的宣传里，军统似乎除了坏事，别的什么也不干。重庆的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就曾名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而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小说《红岩》、电影《烈火中永生》和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更是使中美合作所臭名昭著。其实，中美合作所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为反法西斯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比如，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殒命，就有中美合作所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它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5日，1946年1月，也就是说在内战爆发之前就正式宣告结束。后人应该记住中美合作所，记住军统局对日作战中的功勋，而不应该因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大陆的抗战史需要重写。当人们一再指责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大陆历史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要塑造国家形象的话，怎么对待抗日战争的历史，真正事关国家形象。

　　在战略上，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9•18事变后，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战。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很简单：“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就连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也因为阻拦学生都挨了顿打。事实上，喊出爱国口号的人未必就不可能是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的——比如汪精卫在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前，其手下也曾发动学生要求对日作战。爱国也离不开理性。如果只能是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不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罢休的话，那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史就只能写成国民政府卖国史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蒋廷黻曾致力于阻止提前对日作战，这位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驻苏大使的杰出外交家、学者，就是卖国贼了！

　　事实上，谁都不能回避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就说：“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比如，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如果从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但是这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可能就会像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所说的那样：仓促对日作战将遭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确立了的正确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据大陆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或许有许多人都记得，在1940年6月4日，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的演讲中：“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登陆的地点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入饥饿之中……”今天，我们和当时的人们一样都知道，英伦三岛上有顽强的丘吉尔、顽强的英国，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可大陆的青年，当他们高中毕业之时，历史教科书里，他们读到抗日领袖什么激动人心的名言？他们可曾知道“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决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要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是何人的言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这是一个不屈的国家，生活着不屈的人民。不错，南京是沦陷了，但中国还有重庆。重庆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堡垒。日本要想打跨中国，必须打跨重庆。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屈服。重庆大轰炸背后是英勇不屈的重庆精神。可这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庆大轰炸”，在大陆却曾是除有零星报道外，尘封了整整六十年。大轰炸中屹立不倒的陪都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后，胜利的中国在那里树立的“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就被改建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在1941年12月建成的“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的，它们都是重庆抗战，中国抗战的历史见证。如今只有解放碑傲然挺立在山城。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眼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字无条件投降，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9月3日，中国举国欢庆，国民政府确定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大陆沿袭将这一天作为法定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明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陆应该明确将这一天作为胜利纪念日。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也许俄罗斯政府对待卫国战争胜利的方式，值得大陆借鉴学习。虽然俄罗斯已经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并不抹杀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意义。2001年俄罗斯庆祝苏联卫国战争胜利56周年，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出席了阅兵式，而在2003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58周年时，俄军士兵身着卫国战争时期的苏军服装，手擎老军旗在莫斯科红场参加阅兵式。

　　大陆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应该允许曾经是国军的抗日老战士穿着往日的军装，佩带勋章，在昔日的战旗下参加庆典。他们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是那些军装，那些勋章，那些旗帜，和他们为民族自由和生存而战的记忆联系在一起。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子孙后代。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国民政府授予他们的荣誉，应该重新得到承认，起码应该让他们的后人，在大陆从此能够公开自豪地缅怀自己的先人。在对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纪念中，应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政见不同或者对立，甚至曾经兵戎相见的爱国人士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卫国战争的光荣精神。

58.213.147.*兄是实在人!!!敬佩!!!严重鄙视楼猪!!!!!!!!!!!!!!!!

张灵甫将军的陵墓在上海已从新修建了。

中国五千年文化一脉相承～

毛主席是中国最大的群体支持成功者,蒋介石是被最大群体抛弃失败的.小日本是美国原子弹打败的,苏联红军不进东北就不投降的,天皇投降关东军照样用机枪杀成群到粮地找粮的中国人.

多读书吧,不要听信一面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