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我们的近邻。地质学已经证明在远古时代日本和亚洲大陆是接壤的，但人类并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候，中日之间固然不会有什么来往。相传在秦帝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以后，始皇帝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曾经派遣一位名叫徐福的人率领着一个船队东渡日本，但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位徐福先生的麾下竟然包含了五百对童男童女，这样的人员构成情况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实际上是到遥远的地方开辟新的自由家园去了。不是吗？这一支队伍从此便销声匿迹，人们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如果这个故事属实的话也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事情了，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了。此事过了几百年以后，从大洋彼岸断断续续地来了一群群人，他们个子不高，但却分明长着一副和我们几乎相同的嘴脸，这一事实让大家相信徐福们当年并没有在大风浪当中丧命。他们当中有来经商的，有来掠夺财产的，也有兼有商人和海盗双重面孔的。来的人当中当然也有官员、僧人和学者。我国唐代的建筑留存于国内的已属鲜有，但在日本现在却随处可见。我们从日本的文字上也能看到汉字的影子，外来语中来源于中文者比比皆是。在历史上，每当中国强盛的时候，日本就毕恭毕敬，看起来也是规规矩矩，不敢造次；而在中国国力衰弱或者他们觉得有机可乘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另一副面目出现。所以中国历代的君臣和百姓都不大喜欢他们，认为他们是东夷，有时候觉得必须予以惩治。公元十三世纪，当元朝刚刚建立不久，以汉族人为骨干的十几万中国军队，即登陆对马岛，使日本朝野惊惧万分，只是因为东征大军的命运不济，受到了台风的袭击，才使日本避免了一场亡国的悲剧，从此日本也敬台风为神风。然而，这场灭顶之灾的威胁并没有让日本人接受教训。到了明朝以后，日本对我国沿海的侵扰一波接着一波，虽然未能捍动明朝的统治根基，但也严重地干扰了国家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当中国进入晚清时代的时候，起初日本的处境也并不比中国好，面对美国舰队的示威，日本屈服了，不得不接受美国人提出的通商条件和其它要求。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和日本完全是两种表现：一个是仍然以大国身分自居，不肯接受现实，徘徊不定；一个则是维新图强，改变旧的观念，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两种作法，结果自然完全不同：中国依然积弱，而日本迅速缩短了与西方列强的距离，并逐渐进入了列强的行列。历史上，在中日两国没有爆发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对中国一直是感到畏惧的，一直不敢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战争。

    日本为什么会成为中国的天敌呢？原因主要不在中国，而在日本。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极为有限，资源匮乏一直是困扰着日本历代统治者的深感头痛的问题。所以，世世代代的日本国策的制订者们当中不乏有人把目光盯在大陆，盯在广大的华夏大地上，把我们的国土视为他们的生命线。相对来说，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是比较富饶的，只要风调雨顺，一般的年景也大体上可以维持民族的生存。黄河和长江流域土地肥沃，地势平坦，地处温带和亚热带，适宜于发展农业。显然，发展农业需要有和平的环境，以农业为生存手段的民族必然是爱好和平的，崇尚的是安居乐业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了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祖先绝对不会垂涎别国领土。可是，近三千年来，在我国和外民族之间的战争却连绵不断，这是为什么呢？据历史记载，外族入侵中国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了，所以才发生了周朝首都东迁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困扰日本君主的主要是资源不足，那么困扰中国统治者的主要是外族的不断入侵。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我国比周边的民族更早进入农业社会，从而使生产力形成了飞跃。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其它的经济门类，取得了令周边民族觊觎的丰硕成果。作为一种防御手段，我国大约从公元前九世纪就开始修筑长城，而长城直到公元十七世纪即明朝末年时仍然在抵御清军入侵的战争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为了能从根本上消除外族入侵的威胁，我国在国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也会主动地发动对外族的战争，骚扰了我国上千年的匈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赶到欧洲去了。唐太宗时代我国疆域的扩大，实际上也是防御性的，力图距敌于万里之外。

    发生在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尽管被学者们说成是从此使中国进入了半殖民社会，但事实说明这种说法有些言过其实了，因为战争的结果无非是像以前租借澳门给葡萄牙一样把香港租借给英国，开放五个口岸通商，这丝毫没有让中国伤筋动骨，只是让“大清”丢了点面子而已，因此也没有由此唤醒清朝皇帝。真正让清朝统治者震惊的是发生在1856年前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最精锐的部队八旗军一败塗地，园明园也被烧掉了。皇帝再无脸面重新回到北京执政并客死他乡。这样惨痛的事实才迫使清廷认识到不改革不行了，洋务运动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在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的时候，中国的新式陆军和以铁甲舰为核心力量的北洋舰队也逐渐建立起来了。海军的吨位已经超过了日本。洋务运动固然使我国开始具备了某些现代化的物质条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封建习俗，国家上上下下缺乏一根强有力的精神支柱。据史料记载，日本政界军界之所以敢于在中国的海军力量达到顶峰的时候发动战争，其最后的决心实际上竟源于一件小事。在战争爆发前，北洋海军的主要舰只曾经到日本的港口访问。日本人在参观军舰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许多舰载大炮上晾晒着衣服，他们就此认定，这样的军队没有素质，不会有多强的战斗力，是不堪一击的。后来在甲午海战中，中国军队的弱点终于暴露无疑，有几艘军舰甚至未经交火，就私自逃离了交战海域，致使日本舰队形成了战役上的优势。这场战争不仅让中国损失了几亿元，丢掉了台湾，也使日本人从此树立了对华战争的心理优势，还从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他们后来之所以能够打败俄国，也受益于中日战争以后综合国力的急剧增强。日俄战争结束后，原来被俄国人染指的东北全境逐渐成了日本人的天地，终于在1931年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并于1937年进一步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中国人民对日本军队的残忍和日本政府的毫无道义至今记忆犹新。这群强盗依仗着武力强大，不惜编造一系列根本不值一驳的谎言和借口为自己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开脱，不仅让亿万中国人民义愤填膺，而且触怒了世界各国。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军队在旅顺进行了毫无道理的屠城行动；在近代的中日战争中极其残酷地对待中国的战俘和劳工，制造了无数的万人坑；在与中国军队处于战争相持阶段，多次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攻下南京以后为了报复中国军队的抵抗而屠杀了几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此血淋淋的事实是无论如何抹不掉的。

我1941年出生于沈阳郊区，当时父亲是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师，大约在1944年，父亲因为被怀疑和指控有抗日的言论，我的家被抄了，日本军队的刺刀闪着寒光，这是我在日伪时期留下来的为数很少的记忆之一。那年，我的姑父也因为私下里买了十几斤大米而被扣上了“经济犯”的罪名，蹲了几个月的监狱，出狱后有好长一段时间精神未能完全恢复正常。这些事实已经在我本人的心目中刻下了比较深的烙印。

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和民族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民族。他们勤奋、聪颖精明、能吃苦耐劳，还富有比别的民族更优异的集体主义团队精神。这些都是他们的不容抹煞的长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日本地域狭窄，资源生存面积有限，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他们的目光比较短浅，和中华民族相比，他们更注重眼前的利益，为此还往往不择手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这个民族作事情比较容易取得成功，但却成不了太大的气候，在紧要关头往往会让自己一败涂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中对美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日本自从先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得手以后，更加雄心勃勃，把目光进一步瞄准了东南亚和整个中国大陆，甚至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刚刚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当时苏联在德国法西斯的打击下，战场上节节败退，眼看着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一线步步吃紧。这时候日本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以偷袭方式给美国人以致命的打击，以消除在太平洋上的后顾之忧。珍珠港一役，日本人消灭了美国舰队的有生力量，这场比较轻易得到的胜利让日本全国欢呼雀跃，忘乎所以。但大多数日本人没有想到，正是由于这次战争，给日本人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粗粗的绞索,而且这条绞索缠得越来越紧，最后使他们走上了亡国的不归之路。日本在太平洋上打败美国的消息刚一传到欧洲，希特勒当即因失望发出了感慨，认为这场战争他输定了；斯大林高兴了，他判断因为在日本的敌人当中又加上了美国，日本就不会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开辟新的战场了，于是他大胆决定将远东部队的主力调往西部战线，正是因为这些部队的参预，才使德国止步于莫斯科郊外，又导致保卢斯将军后来惨败于斯大林格勒城下；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虽然输掉了一场局部的战争，但他要使美国参战并在战后实现全球霸业的打算开始从此便有了眉目，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人陶醉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一心搞自己的孤立主义，根本不愿意传入别国的争端；就是当时日本国内的少数有识之士，也担心此役无异于捅开了马蜂窝，在这些人当中还包括了战斗计划的主要策划人山本五十六。
      在历史上，中国主动进攻日本只有一次，当时的元朝统治者进攻日本可能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只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来自“倭寇”的麻烦。就是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政府也没有以日本为假想敌，即使出兵朝鲜也没有与日本军队直接交战的意图，而只是想按照当地政府的请求，帮助他们镇压东学党人的起义。而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中日战争则完全是日本单方面引起的。在1931年“918事变”发生时中国的北方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统一，而在南方的国共两党的军队正在激烈地对抗，国内经济千疮百孔还没有开始恢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既无理由也没有力量向日本军队挑衅。曾经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政府更不会故意去得罪日本人，他们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威胁来自国内的红军，因此对日本的一步步侵略好像视而不见，处处不抵抗，消极地等待着国际上的干涉。这种企图“以夷制夷”的作法在清朝晚期已有先例。清末曾经用这种方式引出了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结果是让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了辽东半岛，可是事后却被这几国索取到了大笔好处：辽东半岛的南端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则占领了胶洲湾，法国也在越南那里占领了大片地盘。同样地，事隔几十年以后，西方各国普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中国政府原先所指望的联合干预并没有发生，于是日本人便更加肆无忌惮，终于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是，日本人原来指望能像蒙古人和满族人那样全面占领中国的企图最终并没有实现。本来还四分五裂的中国，在外敌面前终于能够形成一个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经过八年抗战，并在得到国外积极援助和牵制的条件下取得了对日作战的全面胜利。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继承了历代政府对外采取怀柔或者羁靡政策的衣钵，放弃了向日本要求赔偿的权利，搞起了“以德报怨”的感化行动，试图用这种方式唤起日本民众的觉悟，让两国人民重温一衣带水之情，从此修好下去。到了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度过了重重波折的中日两国也终于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最近几十年来，昔日的战争硝烟虽然逐渐散尽了，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虽然断断续续，时冷时热，但还总是比较正常地延续至今。然而，我们在这样的二重唱当中时不时地还会听到一些很不和谐的音符。比如，历届日本首相经常不顾国内外的抗议，多次到供奉着当年日本战犯骨灰的靖国神社去参拜；历来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上被挂上了日本的国旗；在日本的历史教书里总是在极力美化当年侵略和屠杀的罪行，不肯公然认罪认错；名为自卫队的日本军事力量已经堂而皇之地被派往海外，执行所谓“和平使命”；我们在与日本进行正常的商务或者文化交流的时候，偶而还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人的蔑视和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在日本到处都还可以看到歌颂日本的“二战英雄”的书刊和影碟。这些例子都不能不让我们的耳边时常响起“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历史，更不要高枕无忧。
      但是，历史毕竟已经翻到了新的一页，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都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在警惕这位总是不大安分的邻居的同时，也必须向前看，着眼于中日关系的明天。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我们有责任参与到世界大潮中去，从而找到自己的新的坐标位置。当今世界的总的趋势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上一世纪中，人类虽然经历了两次空前的世界大战的浩劫，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科学技术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而且也改变了以往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各种对抗关系已经为合作代替，地区间实现了良性的互补关系，彼此需要的资源可以通过正常的买卖方式相互交流和使用，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也逐渐演变成了创造财富的合作关系，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在开始消除。现在，可以说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就拿通讯技术来说，过去清朝政府向自己的“封疆大吏”传达命令，少则需要一个星期，多则需要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而因特网和卫星通讯的实现已经使地球上的一个地方的消息不出几秒钟，全世界都可以知道。新型的飞机可以在24小时以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部位，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和满山遍野的汽车已经让地球显得越来越小了。以往作为威慑力量的核能如今已被广泛用于发电。而神奇的生物技术在探索生命之源方面距离最后答案的揭开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欧洲的今天就是亚洲的明天。今天的欧洲，随着欧共体的不断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各国国内的经济关系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以往的夙敌们，如英国和法国，法国和德国，德国和波兰，等等，都变成了互相依存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随着申根签字国家的增多，越来越多的国家之间的边界只剩下了一块小牌子，道路早已连成一片，火车汽车畅通无阻，就连货币也完全通用了。既然欧洲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为什么在亚洲的国家之间不能形成这样的关系呢？我认为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也只是时间问题。设想一下，到了2050年(也许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大连和日本的北九洲之间，也像现在大连和上海之间通航，过境时不检查护照，也不必兑换他国货币，这样的前景难道不值得憧憬吗？在未来的亚洲共同体当中，无论中国，日本，还是别的国家，大家都是共同体里面的平等的成员，有了矛盾，不是通过战争手段，而是在会议桌上互相商量，彼此的利害关系和贸易纠纷也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我想，中日关系的明天就应当是这样。

我们必须承认，就目前来说，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不要说按人均计算的GDP，即使就总产值来说我们现在也只是日本的三分之一。当然，国力的对比还要看综合实力，但总产值相差如此悬殊，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的。盲目地乐观，盲目地蔑视我们昔日的敌人于事无补。要想可靠地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我们必须作出切实的努力，全民族团结一心，高瞻远瞩，创造明天。

解析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