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和劳工现状
在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制造”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国攻城掠地，一些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许多数据都展现了“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增长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10倍[1]。中国制造的三大主要类别－－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成了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主力。2006年，中国玩具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2]；鞋类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3%以上[3]；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递增，从1995年起连续10年保持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4]。由于“中国制造”的支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69.9%。[5] “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以低廉价格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以进口“中国制造”产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国市场为例，近年德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也非常迅速。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5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3倍，中国已成为德国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和荷兰；与其它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引进的“中国制造”当中，办公设备、电脑设备与元件占18.6%，其次是电视、无线电和电器元件[6]。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迅速过渡到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产品，到底依靠什么？且来看看引起世界恐慌的“中国制造”的背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与环境成本，“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对“世界工厂”这一称谓，中国最初是坦然接受，并将此当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标志。但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到本世纪初，中国原来矜夸的“优势”竟然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萎缩，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与1980年代前半期消费率维持在53%到51%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益繁荣，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内，就从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从经济发展当中获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东亚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在65%以上。显然，如果用消费率来衡量，总体上看改革时期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明显获益，而本世纪以来则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消费率过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然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制造”就会陷入困境。比如，2008年“中国制造”的三大“主打”产品玩具业、纺织服装业与制鞋业的厂家大批破产，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国际市场寒流。
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如果观察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正因为如此，当全球都在为“中国制造”的洪流惊恐的时候，中国厂商却正在为“中国制造”的无利可图而苦恼。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的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工厂的生产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场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这条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10美元，仅占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则由各个经营环节参与分利。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大都采取先付货、后结算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收到货物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把库存成本转嫁给了生产者[8]。
多年来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稳居第一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实一直依靠国内的出口退税制度维持生存。在2006年下调出口退税率之前，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为13%，而领取了出口退税的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不过5%而已；退税率调整到11%之后，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也相应萎缩到3%左右[9]。
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伯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形象地形容“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有许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润却只有刀片那么薄。[10] ”
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到底有多低？
参与“中国制造”的厂商除了依靠维持过多年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优惠之外，压低工人工资几乎成了“铁律”。衡量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有两个标准，一是绝对标准，即与他国同类劳动力相比较；二是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态有关，后者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素和相应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及劳工政策和制度。
从绝对标准来看，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之低，一直是国际社会杯葛的一个话题。“三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出口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达到28万户左右，在中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但许多“三资”企业的工人都在超强度、超负荷、超体能、超工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由于疲劳过度而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调查，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外地劳工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每周至少6天。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7到23岁，每小时基本工资仅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150美元[11]。2004年以来，由于工资太低，一度发生“民工荒”，不少企业被迫提高劳工工资。即使如此，中国工人的工资还是非常低。据《纽约时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大工厂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其中最低工资每月不足80美元；鉴于员工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按照跨国公司支付工资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是77美分，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17.72美元[12]。《华尔街日报》曾将韩国工人工资与中国劳工收入加以比较，“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还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而在中国的广东，最新出台的“月最低工资”规定是8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资为什么涌入中国，以及中国的加工贸易为何能蓬勃发展[13]。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元。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工人的小时薪资仅为40到60美分[14]。该报告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称为“肮脏的‘苹果’制造业”之所以能牟取超级暴利，原因之一也是在中国使用“廉价高强度劳动”。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iPod工厂是Foxconn代工组装工厂，位于深圳龙华的Foxconn工厂雇佣了20多万员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报道称，这些工厂生活住宿条件极为简陋，而且不允许外人进入；厂内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时以上，每月工资仅合27欧元（约270元人民币）近几年，比较中印度两国经济是热门话题，但两国的工资差距却常被忽视。印度的工资连续多年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其中，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了11.6%，是亚太地区最快的国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不到9%，仅2005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9%；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是7%。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4]。事实上工资差距（即国民的消费能力）已影响到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由于缺少一个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风险大大高于印度。
中国虽然也订立了本意应是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但同时却设置了种种制度性障碍，使得这类法律形同虚设。“资方和地方部门可以通过制度运作中的不良变通和连接制造一些制度性障碍，从而使得一种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现，劳工权益保护制度或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或以一种变形成为工人维权的障碍。[33]”在司法程序方面，这表现为拖延时间与恶意诉讼、提高工人获取证据的成本、利用劳动争议发生的时效、利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限制求助行为等。于是，在资方和政府的合谋之下，看上去似乎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往往成为限制工人维权的工具。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问世之后的情形堪称诡异。这部新《劳动合同法》未生效之前被媒体解读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同时也被企业管理层视为抬高经营成本的“洪水猛兽”。针对《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条款可能生效的局面，一些企业主未雨绸缪。从2007年10月开始，深圳华为、“沃尔玛”等企业出现大规模“裁撤”员工事件，华为公司居然有7,000多名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为了“配合”企业，“请辞”后再竞聘上岗。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如下条款：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34]。此外，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本身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反而令工人担心自己的权益会因这部法规的实施受到损害。比如2007年12月，顺德一家大型企业就出现上千员工拒签劳动合同，原因是工龄计算与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有障碍[35]。其实，即使与新《劳动合同法》配套的实施细则出炉，只要“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情况仍然存在，就很难指望这部法律会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保护神”。
中国劳工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
工资低只是中国劳工状态的一个侧面，而工作环境充满危险则构成了劳工状况的另一主要方面。事实上，中国“经济神话”的背后是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与中国人为此支付的异常沉重的生命代价。且看一组数字：
在中国这工作环境极不安全。那么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死亡致残的人数有多少？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看也非常惊人：2003年中国大陆死于工伤的高达13万6千人，其中80%是农民工；死伤率最高的是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这三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37]。在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中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38]。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003年是中国工伤死亡事故的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伤事故死亡人数连年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比2002年少死亡2,625人，下降2.1%；2004年下降0.2%；2005年下降7.1%[39]。但即便如此，2007年中国的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依然高达101,480人[40] 。
其实，这三大高危行业之外的其他制造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支撑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的38个行业中，有33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涉及有毒有害的职业（或工种）达6,533个。全国乡镇工业中有500多万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占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80%；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2,515万人，占乡镇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32.80%[41]。苯污染引起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案例见诸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的制鞋大国，每年生产各类鞋60亿双，占世界鞋产量的53%，坐上了世界鞋业的头把“交椅”。三苯溶剂是制鞋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在鞋业集中的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工人的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其他诸如正已烷中毒、三氯甲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烷中毒事件时有发生[42]。不独鞋业如此，制帽以及箱包行业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它们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粘合剂。这里还必须提到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遍地开花的PX产业。PX在中国被称为对二甲苯，是一种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的有毒化工原料。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与正在扩建的大型PX生产基地已有10余处，如浙江镇海、山东淄博、辽阳、青岛、辽宁大连、河南洛阳与福建石狮等地[43]。这种可以通过呼吸、食物摄入、皮肤吸收，对人体危害极大的化工项目，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停产，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不计后果地引进？原因只有一个，PX原料带来的高利润。从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上PX就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2003年以来，PX需求几乎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44]，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各PX生产基地也同步扩大产能，以牟取巨额利润。这类有毒化工原料的生产，危害的不仅仅只是生产厂家的工人，企业附近的居民也深受其害。为了使居住环境免受污染，近年来在厦门与成都相继发生当地民众抵制PX落户本地的维权活动[45]。
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家以断指再造为特色的市第六医院，平均每天有30名断指病人就诊，2004年做了上万例这类手术。该院外科主任陈宏称，伤者多为小型企业或家庭作坊的外来打工者，而生产事故频发是断指的最主要原因。据陈宏估计，除了该院之外，其他医院也分流了近半病人[46]。宁波有一家工厂，一年之内有30个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这家工厂甚至还开出了一份“价格”表：死亡或失去双手的，赔偿人民币15,000元；大拇指人民币3,000元；小指750元。在厦门的一家只有600职工的刀具厂，4年中竟有142人工伤致残[47]。
目前，职业病已成为影响中国劳动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国每年报告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数千人，死亡数百人；重大恶性职业性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对发生职业性中毒企业的调查显示，有28.91%的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47.69%的企业工人没有个人防护用品；在被诊断为职业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乡下家中后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职业病，即便想求助于法律的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费而只能放弃[48]。在劳工待遇最高的深圳市，从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要发生各类工伤事1万多起以上。据记者调查，深圳市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含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
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49]。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制造”在世界各国攻城掠地，一些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许多数据都展现了“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增长了近3倍，比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10倍[1]。中国制造的三大主要类别－－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成了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主力。2006年，中国玩具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70%[2]；鞋类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53%以上[3]；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1986年的5.35%上升到2005年的24.03%，以每年8.93%的速度递增，从1995年起连续10年保持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4]。由于“中国制造”的支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GDP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年还只有44.5%，2004年就已经升至69.9%。[5] “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以低廉价格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以进口“中国制造”产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国市场为例，近年德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也非常迅速。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08年5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3倍，中国已成为德国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和荷兰；与其它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引进的“中国制造”当中，办公设备、电脑设备与元件占18.6%，其次是电视、无线电和电器元件[6]。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迅速过渡到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产品，到底依靠什么？且来看看引起世界恐慌的“中国制造”的背后。“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与环境成本，“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对“世界工厂”这一称谓，中国最初是坦然接受，并将此当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标志。但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到本世纪初，中国原来矜夸的“优势”竟然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萎缩，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与1980年代前半期消费率维持在53%到51%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益繁荣，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4年内，就从2000年的48.0％降至2004年的41.4%[7]。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从经济发展当中获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78%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名的东亚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在65%以上。显然，如果用消费率来衡量，总体上看改革时期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明显获益，而本世纪以来则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消费率过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然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中国制造”就会陷入困境。比如，2008年“中国制造”的三大“主打”产品玩具业、纺织服装业与制鞋业的厂家大批破产，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国际市场寒流。
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如果观察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正因为如此，当全球都在为“中国制造”的洪流惊恐的时候，中国厂商却正在为“中国制造”的无利可图而苦恼。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的零售标价是100美元，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50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的一家外贸公司，每件价格为22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15美元；工厂的生产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12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3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7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28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及成本32美元，商场的毛利及成本是18美元。在这条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10美元，仅占商品零售价的10%，而其余的90%则由各个经营环节参与分利。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大都采取先付货、后结算的方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收到货物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把库存成本转嫁给了生产者[8]。
多年来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稳居第一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实一直依靠国内的出口退税制度维持生存。在2006年下调出口退税率之前，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为13%，而领取了出口退税的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不过5%而已；退税率调整到11%之后，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也相应萎缩到3%左右[9]。
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伯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形象地形容“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有许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润却只有刀片那么薄。[10] ”
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到底有多低？
参与“中国制造”的厂商除了依靠维持过多年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优惠之外，压低工人工资几乎成了“铁律”。衡量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有两个标准，一是绝对标准，即与他国同类劳动力相比较；二是工资在GDP中所占比重。前者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态有关，后者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素和相应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及劳工政策和制度。
从绝对标准来看，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之低，一直是国际社会杯葛的一个话题。“三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出口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2002年，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达到28万户左右，在中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占到13%，占全国工业产值的14%，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7%。但许多“三资”企业的工人都在超强度、超负荷、超体能、超工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由于疲劳过度而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调查，在“三资”企业工作的外地劳工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每周至少6天。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7到23岁，每小时基本工资仅为30到50美分，月收入在100到150美元[11]。2004年以来，由于工资太低，一度发生“民工荒”，不少企业被迫提高劳工工资。即使如此，中国工人的工资还是非常低。据《纽约时报》2006年的一篇报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大工厂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仍然在100美元至200美元之间，其中最低工资每月不足80美元；鉴于员工通常每周工作6天，每天10小时，按照跨国公司支付工资的上限（每月200美元）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是77美分，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17.72美元[12]。《华尔街日报》曾将韩国工人工资与中国劳工收入加以比较，“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还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而在中国的广东，最新出台的“月最低工资”规定是800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资为什么涌入中国，以及中国的加工贸易为何能蓬勃发展[13]。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元。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工人的小时薪资仅为40到60美分[14]。该报告举了一个例子，“‘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被外媒称为“肮脏的‘苹果’制造业”之所以能牟取超级暴利，原因之一也是在中国使用“廉价高强度劳动”。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iPod工厂是Foxconn代工组装工厂，位于深圳龙华的Foxconn工厂雇佣了20多万员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报道称，这些工厂生活住宿条件极为简陋，而且不允许外人进入；厂内工人每天要工作15小时以上，每月工资仅合27欧元（约270元人民币）近几年，比较中印度两国经济是热门话题，但两国的工资差距却常被忽视。印度的工资连续多年以高于GDP的速度增长。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从1999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其中，2004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了11.6%，是亚太地区最快的国家；而同期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不到9%，仅2005年的GDP增长速度达到9%；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是7%。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24]。事实上工资差距（即国民的消费能力）已影响到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由于缺少一个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风险大大高于印度。
中国虽然也订立了本意应是保护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但同时却设置了种种制度性障碍，使得这类法律形同虚设。“资方和地方部门可以通过制度运作中的不良变通和连接制造一些制度性障碍，从而使得一种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得以出现，劳工权益保护制度或失去发挥作用的前提，或以一种变形成为工人维权的障碍。[33]”在司法程序方面，这表现为拖延时间与恶意诉讼、提高工人获取证据的成本、利用劳动争议发生的时效、利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限制求助行为等。于是，在资方和政府的合谋之下，看上去似乎有利于劳工的法律往往成为限制工人维权的工具。2008年1月1日开始生效的新《劳动合同法》问世之后的情形堪称诡异。这部新《劳动合同法》未生效之前被媒体解读为劳动者的“保护神”，同时也被企业管理层视为抬高经营成本的“洪水猛兽”。针对《劳动合同法》保护工人的条款可能生效的局面，一些企业主未雨绸缪。从2007年10月开始，深圳华为、“沃尔玛”等企业出现大规模“裁撤”员工事件，华为公司居然有7,000多名工龄8年以上的员工为了“配合”企业，“请辞”后再竞聘上岗。这样的做法是为了规避新《劳动合同法》的如下条款：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或“连续订立2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34]。此外，由于新《劳动合同法》本身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实施细则，反而令工人担心自己的权益会因这部法规的实施受到损害。比如2007年12月，顺德一家大型企业就出现上千员工拒签劳动合同，原因是工龄计算与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有障碍[35]。其实，即使与新《劳动合同法》配套的实施细则出炉，只要“有意安排的制度不匹配”情况仍然存在，就很难指望这部法律会真正成为劳动者的“保护神”。
中国劳工极其危险的工作环境
工资低只是中国劳工状态的一个侧面，而工作环境充满危险则构成了劳工状况的另一主要方面。事实上，中国“经济神话”的背后是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与中国人为此支付的异常沉重的生命代价。且看一组数字：
在中国这工作环境极不安全。那么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死亡致残的人数有多少？即使按照官方数据来看也非常惊人：2003年中国大陆死于工伤的高达13万6千人，其中80%是农民工；死伤率最高的是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这三个农民工集中的行业[37]。在中小企业和私营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中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38]。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2003年是中国工伤死亡事故的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工伤事故死亡人数连年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比2002年少死亡2,625人，下降2.1%；2004年下降0.2%；2005年下降7.1%[39]。但即便如此，2007年中国的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依然高达101,480人[40] 。
其实，这三大高危行业之外的其他制造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支撑中国这个制造业大国的重要支柱之一是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的38个行业中，有33个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涉及有毒有害的职业（或工种）达6,533个。全国乡镇工业中有500多万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占乡镇工业企业总数的80%；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有毒有害作业的职工2,515万人，占乡镇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32.80%[41]。苯污染引起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案例见诸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的制鞋大国，每年生产各类鞋60亿双，占世界鞋产量的53%，坐上了世界鞋业的头把“交椅”。三苯溶剂是制鞋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在鞋业集中的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工人的苯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其他诸如正已烷中毒、三氯甲烷、三氯乙烯、二氯乙烷中毒事件时有发生[42]。不独鞋业如此，制帽以及箱包行业的情况同样令人触目惊心。它们普遍使用含有苯、甲苯、二甲苯成分的强挥发性胶水粘合剂。这里还必须提到从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遍地开花的PX产业。PX在中国被称为对二甲苯，是一种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的有毒化工原料。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与正在扩建的大型PX生产基地已有10余处，如浙江镇海、山东淄博、辽阳、青岛、辽宁大连、河南洛阳与福建石狮等地[43]。这种可以通过呼吸、食物摄入、皮肤吸收，对人体危害极大的化工项目，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停产，为什么只有中国在不计后果地引进？原因只有一个，PX原料带来的高利润。从1997年以来，国际市场上PX就处于供不应求状态。从2003年以来，PX需求几乎以每年100万吨的速度增长[44]，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中国各PX生产基地也同步扩大产能，以牟取巨额利润。这类有毒化工原料的生产，危害的不仅仅只是生产厂家的工人，企业附近的居民也深受其害。为了使居住环境免受污染，近年来在厦门与成都相继发生当地民众抵制PX落户本地的维权活动[45]。
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浙江省宁波市有一家以断指再造为特色的市第六医院，平均每天有30名断指病人就诊，2004年做了上万例这类手术。该院外科主任陈宏称，伤者多为小型企业或家庭作坊的外来打工者，而生产事故频发是断指的最主要原因。据陈宏估计，除了该院之外，其他医院也分流了近半病人[46]。宁波有一家工厂，一年之内有30个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这家工厂甚至还开出了一份“价格”表：死亡或失去双手的，赔偿人民币15,000元；大拇指人民币3,000元；小指750元。在厦门的一家只有600职工的刀具厂，4年中竟有142人工伤致残[47]。
目前，职业病已成为影响中国劳动者健康的最主要因素。全国每年报告各类急、慢性职业中毒数千人，死亡数百人；重大恶性职业性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对发生职业性中毒企业的调查显示，有28.91%的作业场所没有卫生防护措施，47.69%的企业工人没有个人防护用品；在被诊断为职业病的509例患者中，18.6%的工人被解雇。不少工人回到乡下家中后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职业病，即便想求助于法律的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费而只能放弃[48]。在劳工待遇最高的深圳市，从1998年至2004年，每年都要发生各类工伤事1万多起以上。据记者调查，深圳市1998年鉴定的工伤（仅含外伤）为12,189例，其中90%以上都是断指、断掌或断臂。在深圳，平均每天有31人工伤致残，每4天就
有1个人因工伤死亡[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