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晚年拒写回忆录：我不想浪费时间
　　1970年10月18日，在文革中曾经呼风唤雨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开始被软禁在家中，失去自由，直到1988年才刑满获释。对于一个多年从事党内理论工作且最后当上常委的人，陈伯达的回忆显然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但晚年的陈伯达却曾一度拒绝撰写回忆录。

历史决议没有被点名

　　1981年6月，***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关文革的部分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伯达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7月15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林彪、江青等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据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后来回忆：1981年下半年，***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的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文艺理论家），对陈伯达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因此，周扬此举令人感到很奇怪。

拒绝写回忆录

　　在获得***的“区别对待”后，陈伯达保外就医。在保外就医的初期，他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陈伯达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的书记处及政治研究室。

　　胡耀邦曾多次对陈伯达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他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

　　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据陈晓农介绍，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分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1982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1984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摘自《陈晓农：我父亲陈伯达的最后八年》）

我知道国与党、政府是不一样，这是应然状态。但从目下中国的实然状态以及被置换、偷换、绑架的实际效果来看，目前中国这样的国其心脏是政府，其灵魂是党。所以在中国目前这种现实环境及语境中，爱国难免更多时候是在爱党，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便是你不理智爱国的吊诡。不承认这样的吊诡，而不分清红皂白地爱，反而可能被这个“国”把你卖了。下面我们就来说点爱国青年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充满吊诡意味的事吧。政府才开到十七大，所以就来个十七大自由吧。官方才开十七大，你来个十八大，不是太僭妄了吗？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

　　国当然可以爱，但应该清醒而理智地爱。对当下爱国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才不至于像安替说的那样盲目地“爱国爱到夏商周”，更不至于“爱国一定要爱到变态”。换言之，“爱国者”的确应该理智，不应该成为自己控制不住的“飞毛腿”，也就是“爱国者”最终拦不住自己骨子里的“飞毛腿”，那惨祸就搞得太大了。当然，即便你像如下发高烧者的“爱国”自由，我也是尊重，我只是遗憾，因为在我看来有更好的爱国方式和途径，所以不惮说出来，请大家批评。

　　一：你有在异国游行的自由，你更有回国不能游行的自由。

　　在别国你可以随意游行，在我们这里你结伙散步就有麻烦，爱国的权利没有配发给你，你咋能不经同意随便爱呢？你有异地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回国不能随便爱国的自由。在美、法、英等国你可以上大街去爱你的国，当然回国了，你还可以到网上爱国。

　　二：你有当众指斥别国政府及该国领导人的自由，你更有不能当众指斥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的自由。

　　将八十年代的政治笑话延伸一下吧（后面一句是我加的）：美国人有到白宫去骂里根的自由，苏联人有到克里姆林宫去骂里根的自由，中国人有不能到中南海去骂里根的自由。

　　三：你有看不到ＣＮＮ的权利，但你却有抗议ＣＮＮ的自由。

　　在中国找不到像ＣＮＮ这样的软柿子，因为这里没有私人媒体，抗议官方喉舌的后果可想而知。

　　四：你有建网站反ＣＮＮ的自由，但你更有不能建网站反《人民日报》的自由。

　　我们需要像反ＣＮＮ一样有反《人民日报》的自由，这才是深层的爱国方式。

　　五：你有在纸面上反台独、藏独、疆独的自由，你更有不能结社、集会去公共场所反他们的自由。

　　主统一、反分裂好像是万分的爱国，但国是你随便爱的么？你只有听从官方让你怎么去爱的自由。

　　六：你有爱国的自由，但国更有不爱你的自由。

　　老舍《茶馆》里的常四爷说：我爱大清，可谁爱咱啊。

　　七：你有爱国的自由，但更有让你办暂住证的自由。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你为何暂住在中国？除非你能给我证明那些要办暂住证的人都不爱国。

　　八：你有反对国外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你更有支持国内政府将奥运政治化的自由。

　　中国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当然更可以“集中一切力量”反对别人来抗议他这样伤害人权地办“大事”。

　　九：你有不能随意接受诸种信息的自由，你更有夫妻俩在家中都不能看黄碟的自由。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把爱国青年需要的自由发挥到了极致，毋须赘述。

　　十：你有被官方当作一张牌来打的自由，你更有被官方随意抛弃的自由。

　　你爱国反日游行，他看到有用，就让你去游。过两天他怕事态弄到他无法控制，就免了你爱国的权利。这两天你的“爱国”情怀得到他们允许，于是你感到扬眉吐气，但过两天他们为了奥运就要收了，某种意义上讲不准你“爱国”了，这就是官方对于你“爱国”的态度。

　　十一：你有发表支持政府言论的自由，你更有发表批评政府言论而遇上危险的自由。

　　胡佳、郭飞雄等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呢还是吓得魂飞魄散呢？如果哪天批评中国政府像批评任何别国政府一样自由（实质上批评别国政府也不自由，你看传媒的国际版如何统一口径就知道了），那么爱国便成了一件名正言顺的事情。

　　十二：你有公开表扬政府的自由，你更有在笼子里爱国的自由。

　　布什说，人类的伟大成果之一，就是民众将政府关进笼子，让政府驯服地在笼子里说话，而不是相反。

　　十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有拥护的自由。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更有反对的自由。

　　这是对毛泽东语录的深入学习。

　　十四：你有在网络上爱国的自由，但你更有深陷敏感词、过滤词而发不出来的自由。

　　包括你在网络上爱国，恐怕都会遇着这样的尴尬。“爱国”尚且不能自由，何况其它乎？

　　十五：你有维护“圣”火的自由，你更有必须警察陪同才能进京观看奥运会的自由。

　　维护“圣”火要几十个彪形大汉，陪你看奥运更要有几万警察，泱泱大国真壮观哉！巍巍乎？荡荡乎？真乃可爱之国也。

　　十六：你有抵制中国家乐福的自由，你更有明天就去法国而不回来的自由。

　　想一想克林顿北大演讲时的“爱国者”马楠吧，她到美国的速度比她批评美国时的激昂要令人难忘得多。不是说你批评了美国，就不能去美国，而是说你至少在某段时间要心口如一吧，比川剧变脸王还快，就让我们这些脑筋不够用的人想不明白了。同时，你到家乐福去抵制的自由说不定到头来都会被绑架你爱这国的政府制止，不信大家拭目以待。我是反对抵制家乐福，我认为这抵制很愚蠢，但你有抵制的自由，可是这自由到时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再次告知这样的“爱国者”，国可不是随便爱的。

　　十七：你有到西方国家去享受民主的自由，更有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自由。

　　有不少海龟或者海不龟的“爱国者”都有这样的想法吧，这样的“爱国者”比例好像也不少吧。大概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人只能到别处去享受现成的自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争取自由吧。

他这么做，说明他还有点做人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