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看臺灣先民與蔣氏家族如何敬祖愛族
王丰
如果說故鄉是一個人有形的「根」，那麼，姓氏就是人們無形的「根」了。在我們中國，族譜就是將這無形抽象的「根」具象化的精緻文化產物。不管臺灣島內的民眾政治理念如何，擁有中國姓氏的炎黃子孫，沒有人能否認他是中國人。縱使時代再怎麼演進，對姓氏和宗譜，海內外的中國人，或者是臺灣的中華兒女，向來是視作無上珍寶，當成是尋根的重要線索軌跡。
即便是口口聲聲「去中國化」喊得震天價響的民進黨，在其主政時期的二００五年四月，仍委由其轄下之「內政部」，出版了一部新書《台閩地區姓氏統計》，這本書堪稱是研究臺灣地區民眾姓氏相當齊備的工具書，從這件事可以印證，再怎麼「去中國化」，姓氏、家譜，這種內化到每個家庭內部核心的事物，是沒有任何統治者可以連根拔除的。
講到「去中國化」，民進黨當權時期，已經作出若干明顯的動作，惟獨不敢觸及姓氏及族譜，以免犯眾怒，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五十一年間，倒是曾經試圖消滅臺灣民眾的姓氏，儘管未能遂其所願，卻也形成台民相當大的精神壓力。
蘇新先生在他《憤怒的臺灣》一書中提及，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開始走法西斯路線，積極準備侵華戰爭，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採取麻醉政策，提出所謂「皇民化運動」。蘇新引證資料說，一九四０年起，日本殖民當局鼓勵臺灣人民改用日本姓名的辦法。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改姓的臺灣民眾已達十萬人，這些人便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了。當時，全台民眾之總人口數，約為六百余萬人。
大陸安然教授在《臺灣民眾抗日史》一書說，一九四０年，日本當局在臺灣推動所謂「改姓名運動」，要求台民將祖先傳下來的姓氏和父母決定的名字，一律改為日本姓名。當局硬性規定，如果不肯改名的，公教人員要受撤職處分，一般老百姓不許戶籍登記，也領不到戰時的糧食配給。但是，儘管如此，多數台民依舊不肯改名。安然引據的數字顯示，一九四一年，在日本殖民主義者的淫威之下，改名的臺灣人為70875人，一九四二年改名的人則為十萬人。但同一時期，朝鮮改姓名的人數高達兩千萬人之多。足證臺灣百姓對祖宗傳承的重視。
臺灣史權威戚嘉林博士在其《臺灣史》一書中，也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據台期時，強迫台民改姓名的過程，有比較細部的描述。
戚博士指出，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讓台民一直使用中國姓氏，則無法切斷其對祖先之思念與對過去的眷戀，所以日本當局將強迫台民改姓名運動，視為所謂「皇民化運動」最重要的一環，也是遂行「皇民化運動」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戚博士書中敘述，一九四０年二月十一日，是日本皇紀元2600年的「黃道吉日」，日本當局即宣佈這天是臺灣民眾和朝鮮民眾更改姓名的實施日。中國人有句俗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以示對祖先的崇敬。
本省精英當中，包括林獻堂、林茂生、陳逸松都堅決不改姓名。後來，台民當中，被日本當局強迫改名的，也採取變通的方法，戚博士指出，比如說海山郡的呂氏舉行懇親會，決定將呂姓改為「宮本」，因為宮字下面就有個呂字；姓黃的人就改為「廣田」，姓江的改為「江元」，有的把祖先的堂號改作自己的姓，例如姓陳的就改姓堂號「穎川」，姓黃的改姓「江夏」。然而，類似的變通方法，仍無法過得了日本人的關，強制規定改成日本官方規定的姓氏，例如，姓徐的人改成「大山」，姓陳的強行改成姓「新島」。
戚嘉林表示，截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臺灣民眾被迫改姓名的仍只有126,211人，占當時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一。換言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威逼利誘下，百分之九十幾的台民仍然不為所動，堅持祖宗家法及中國姓名，敬祖愛族之心，表露無遺。
從日據晚期日本當局的強制作為，可知台民面臨必須改姓名的壓力，更遑論能夠在姓氏的譜牒上留有作文章的空間了。幸運的是，「皇民化運動」實施不久，日本即戰敗投降，臺灣回歸祖國懷抱，被迫改姓名的民眾旋即改回原姓名，沒有改姓名的也不再受改姓之壓迫。
對臺灣譜牒之學頗有鑽研的林瑤棋醫師，曾在其著作《請問貴姓？溯源舊臺灣》中表示，宋朝理學大家朱熹在福建講學，對閩地影響至深，宋代以降，福建民間盛行修族譜，直至元末清初，福建人修譜風氣更達最高峰。而閩人由於移民海外的人口甚多，在海外之生活充滿不確定感，懷念原鄉的心情與日俱增，所以，早年移民海外或者到臺灣的閩人，往往修譜的意願更高於老家的族人。
早先移民來台的民眾，重視修譜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後移民來台的外省籍朋友，對修譜、祠堂之事，亦極為看重。蔣介石家族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茲舉一九四八年二月中，蔣經國致書父親蔣介石的內文中，即可窺知一二。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蔣經國寫給父親的信上說：「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今年鄉間度歲，因社會情形較為安定，故頗熱鬧。我家依照舊例謝年祭祖，並于元旦日領孝文等至祠堂拜祖，此種鄉間習俗對於孫輩之印象更為深刻，有極重大之教育意義在矣！孫表卿先生赴申度歲，不在家鄉，已將禮物留交其家中。趙芝室先生之禮物，及林家之年節金，兒已代 大人親自送去，呈上照片二張，其一為重建之冷水橋棚，其二乃奉慈諭建于祖母墓後山頂上之新亭。兒擬名此亭為『教子亭』，不知 大人之意以為如何？兒於今日赴甬，前往蔣金紫園廟立碑。家中修屋事尚未辦，完故擬於十六日乘輪赴申轉京，詳情面稟。敬祝
大人福體康健此請福安 兒經國跪稟二月十三日」
蔣經國家書裡所說的「蔣金紫園廟」就是蔣介石的家廟，位於浙江寧波。隔一周，蔣經國又寫信給父親，提及修家譜之事：「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兒于昨日由申返京，有關修譜數事，今日已托沙秘書當面向大人請示矣，兒在甬曾專誠拜謁蔣金紫公祠，在冷靜街北面，由三角地前進，甚為便當，三角地西側一巷，其名即為蔣公巷。公祠面對天封古塔，祠前有水，景色甚佳，廟碑決定立于蔣公神位之右，茲將祠中有關歷史之楹聯抄錄，附呈 大人一閱。……」
蔣家隨遷臺灣之後，為了延續蔣家香火，一九五０年代晚期在臺灣桃園修建慈湖賓館，及一九六０年代晚期在臺北陽明山區修建中興賓館這兩處被蔣介石視為燕居之所時，都把蔣家家譜的複製本，放到這兩處被蔣介石視之為宅邸的書房中，遊客如今如到此遊歷，均可看見置於書桌上之實物。
至於蔣家家譜，抗戰勝利後，已由蔣介石委請吳稚暉重新整理，因此到了臺灣之後，蔣介石父子並未再針對家族譜牒作大規模之整理工作，只是將新生孫輩按序加進譜牌。
慈湖在一九六０年代啟用之後，蔣介石更下令將「蔣金紫園廟碑」碑文銘刻在慈湖大門正前方的牆上，蔣介石藉此諭示後人，恪遵祖制，更印證蔣介石是一位非常尊重族譜的傳統炎黃子孫。
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社會型態發生了巨大變遷，由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社會，原本鄉村居民占多數的人口結構，變成了以城市居民占多數的局面，加之外國文化的不斷侵入，臺灣夾處在多元族群及中外文化的夾縫中，族譜漸為人們所漠視。林瑤棋先生認為造成修譜危機有五個主要因素：一、臺灣生育率降低；二、離婚率高，單親家庭多；三、女權意識抬頭；四、三代同堂的情形較前大量減少；五、速食文化破壞傳統婚喪喜慶習俗。
為了面對及解決當前問題，林瑤棋先生在他的《請問貴姓？溯源舊臺灣》書中，也提出了若干解決方案，比如說，配合e世代的來臨，林先生認為可以採取e化族譜的方式，讓散居各地的族人一塊來寫族譜。每個家族可以設立永久網站，成為家族成員資訊匯歸的集中點，以便作出一部完美的族譜。
臺灣社會面臨的巨大改變，大陸社會自亦不例外，為了延續繼承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香火，兩岸炎黃子孫實應攜手同心，為保護中國家族核心價值，共同努力奮鬥。
如果說故鄉是一個人有形的「根」，那麼，姓氏就是人們無形的「根」了。在我們中國，族譜就是將這無形抽象的「根」具象化的精緻文化產物。不管臺灣島內的民眾政治理念如何，擁有中國姓氏的炎黃子孫，沒有人能否認他是中國人。縱使時代再怎麼演進，對姓氏和宗譜，海內外的中國人，或者是臺灣的中華兒女，向來是視作無上珍寶，當成是尋根的重要線索軌跡。
即便是口口聲聲「去中國化」喊得震天價響的民進黨，在其主政時期的二００五年四月，仍委由其轄下之「內政部」，出版了一部新書《台閩地區姓氏統計》，這本書堪稱是研究臺灣地區民眾姓氏相當齊備的工具書，從這件事可以印證，再怎麼「去中國化」，姓氏、家譜，這種內化到每個家庭內部核心的事物，是沒有任何統治者可以連根拔除的。
講到「去中國化」，民進黨當權時期，已經作出若干明顯的動作，惟獨不敢觸及姓氏及族譜，以免犯眾怒，但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五十一年間，倒是曾經試圖消滅臺灣民眾的姓氏，儘管未能遂其所願，卻也形成台民相當大的精神壓力。
蘇新先生在他《憤怒的臺灣》一書中提及，自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開始走法西斯路線，積極準備侵華戰爭，對臺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採取麻醉政策，提出所謂「皇民化運動」。蘇新引證資料說，一九四０年起，日本殖民當局鼓勵臺灣人民改用日本姓名的辦法。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改姓的臺灣民眾已達十萬人，這些人便以為自己是「日本人」了。當時，全台民眾之總人口數，約為六百余萬人。
大陸安然教授在《臺灣民眾抗日史》一書說，一九四０年，日本當局在臺灣推動所謂「改姓名運動」，要求台民將祖先傳下來的姓氏和父母決定的名字，一律改為日本姓名。當局硬性規定，如果不肯改名的，公教人員要受撤職處分，一般老百姓不許戶籍登記，也領不到戰時的糧食配給。但是，儘管如此，多數台民依舊不肯改名。安然引據的數字顯示，一九四一年，在日本殖民主義者的淫威之下，改名的臺灣人為70875人，一九四二年改名的人則為十萬人。但同一時期，朝鮮改姓名的人數高達兩千萬人之多。足證臺灣百姓對祖宗傳承的重視。
臺灣史權威戚嘉林博士在其《臺灣史》一書中，也對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據台期時，強迫台民改姓名的過程，有比較細部的描述。
戚博士指出，日本當局認為，如果讓台民一直使用中國姓氏，則無法切斷其對祖先之思念與對過去的眷戀，所以日本當局將強迫台民改姓名運動，視為所謂「皇民化運動」最重要的一環，也是遂行「皇民化運動」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戚博士書中敘述，一九四０年二月十一日，是日本皇紀元2600年的「黃道吉日」，日本當局即宣佈這天是臺灣民眾和朝鮮民眾更改姓名的實施日。中國人有句俗話，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以示對祖先的崇敬。
本省精英當中，包括林獻堂、林茂生、陳逸松都堅決不改姓名。後來，台民當中，被日本當局強迫改名的，也採取變通的方法，戚博士指出，比如說海山郡的呂氏舉行懇親會，決定將呂姓改為「宮本」，因為宮字下面就有個呂字；姓黃的人就改為「廣田」，姓江的改為「江元」，有的把祖先的堂號改作自己的姓，例如姓陳的就改姓堂號「穎川」，姓黃的改姓「江夏」。然而，類似的變通方法，仍無法過得了日本人的關，強制規定改成日本官方規定的姓氏，例如，姓徐的人改成「大山」，姓陳的強行改成姓「新島」。
戚嘉林表示，截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底，臺灣民眾被迫改姓名的仍只有126,211人，占當時全台人口的百分之二點一。換言之，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威逼利誘下，百分之九十幾的台民仍然不為所動，堅持祖宗家法及中國姓名，敬祖愛族之心，表露無遺。
從日據晚期日本當局的強制作為，可知台民面臨必須改姓名的壓力，更遑論能夠在姓氏的譜牒上留有作文章的空間了。幸運的是，「皇民化運動」實施不久，日本即戰敗投降，臺灣回歸祖國懷抱，被迫改姓名的民眾旋即改回原姓名，沒有改姓名的也不再受改姓之壓迫。
對臺灣譜牒之學頗有鑽研的林瑤棋醫師，曾在其著作《請問貴姓？溯源舊臺灣》中表示，宋朝理學大家朱熹在福建講學，對閩地影響至深，宋代以降，福建民間盛行修族譜，直至元末清初，福建人修譜風氣更達最高峰。而閩人由於移民海外的人口甚多，在海外之生活充滿不確定感，懷念原鄉的心情與日俱增，所以，早年移民海外或者到臺灣的閩人，往往修譜的意願更高於老家的族人。
早先移民來台的民眾，重視修譜工作，一九四九年以後移民來台的外省籍朋友，對修譜、祠堂之事，亦極為看重。蔣介石家族就是最典型的例證。茲舉一九四八年二月中，蔣經國致書父親蔣介石的內文中，即可窺知一二。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三日，蔣經國寫給父親的信上說：「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今年鄉間度歲，因社會情形較為安定，故頗熱鬧。我家依照舊例謝年祭祖，並于元旦日領孝文等至祠堂拜祖，此種鄉間習俗對於孫輩之印象更為深刻，有極重大之教育意義在矣！孫表卿先生赴申度歲，不在家鄉，已將禮物留交其家中。趙芝室先生之禮物，及林家之年節金，兒已代 大人親自送去，呈上照片二張，其一為重建之冷水橋棚，其二乃奉慈諭建于祖母墓後山頂上之新亭。兒擬名此亭為『教子亭』，不知 大人之意以為如何？兒於今日赴甬，前往蔣金紫園廟立碑。家中修屋事尚未辦，完故擬於十六日乘輪赴申轉京，詳情面稟。敬祝
大人福體康健此請福安 兒經國跪稟二月十三日」
蔣經國家書裡所說的「蔣金紫園廟」就是蔣介石的家廟，位於浙江寧波。隔一周，蔣經國又寫信給父親，提及修家譜之事：「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兒于昨日由申返京，有關修譜數事，今日已托沙秘書當面向大人請示矣，兒在甬曾專誠拜謁蔣金紫公祠，在冷靜街北面，由三角地前進，甚為便當，三角地西側一巷，其名即為蔣公巷。公祠面對天封古塔，祠前有水，景色甚佳，廟碑決定立于蔣公神位之右，茲將祠中有關歷史之楹聯抄錄，附呈 大人一閱。……」
蔣家隨遷臺灣之後，為了延續蔣家香火，一九五０年代晚期在臺灣桃園修建慈湖賓館，及一九六０年代晚期在臺北陽明山區修建中興賓館這兩處被蔣介石視為燕居之所時，都把蔣家家譜的複製本，放到這兩處被蔣介石視之為宅邸的書房中，遊客如今如到此遊歷，均可看見置於書桌上之實物。
至於蔣家家譜，抗戰勝利後，已由蔣介石委請吳稚暉重新整理，因此到了臺灣之後，蔣介石父子並未再針對家族譜牒作大規模之整理工作，只是將新生孫輩按序加進譜牌。
慈湖在一九六０年代啟用之後，蔣介石更下令將「蔣金紫園廟碑」碑文銘刻在慈湖大門正前方的牆上，蔣介石藉此諭示後人，恪遵祖制，更印證蔣介石是一位非常尊重族譜的傳統炎黃子孫。
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社會型態發生了巨大變遷，由傳統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社會，原本鄉村居民占多數的人口結構，變成了以城市居民占多數的局面，加之外國文化的不斷侵入，臺灣夾處在多元族群及中外文化的夾縫中，族譜漸為人們所漠視。林瑤棋先生認為造成修譜危機有五個主要因素：一、臺灣生育率降低；二、離婚率高，單親家庭多；三、女權意識抬頭；四、三代同堂的情形較前大量減少；五、速食文化破壞傳統婚喪喜慶習俗。
為了面對及解決當前問題，林瑤棋先生在他的《請問貴姓？溯源舊臺灣》書中，也提出了若干解決方案，比如說，配合e世代的來臨，林先生認為可以採取e化族譜的方式，讓散居各地的族人一塊來寫族譜。每個家族可以設立永久網站，成為家族成員資訊匯歸的集中點，以便作出一部完美的族譜。
臺灣社會面臨的巨大改變，大陸社會自亦不例外，為了延續繼承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族香火，兩岸炎黃子孫實應攜手同心，為保護中國家族核心價值，共同努力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