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爸爸有过的天伦之乐

    当我们还小时，都离不开父母，觉得离开父母，安全就不在了。同样，人到了一定年纪，也离不开儿女，离开就会感到格外冷清。现在城里也有相当多的空巢老人，有子女，但不在一个城市。他们在远离子女的平常日子里，心情也是很凄苦的。我爸爸年轻时忙着一家人的日子，顾不得哪个儿女有个头疼脑热。在学习上，他只讲“时间像金子”的大道理。顶多再说“日月如梭，转眼光阴不在”。至于你怎么领会，那是每个子女自己的事情。随着年岁的增大，他也逐渐表现出了对“天伦之乐”的依恋。他帮着带大哥哥的三个孩子大庆、大光、孙楠后，他又帮着带大了王祎、王浩，我也把孙大江送回他爷爷奶奶身边半年多的时间。我有一次回中安老家，爸爸崩了一锅玉米花儿，四个孩子。王祎、王浩，大治、大江都趴在炕上抢吃玉米花儿。他们都对着头。连话都顾不得说。听说，爸爸还用醋和糖精给几个孩子配过汽水。王祎、王浩跟着华庚和国珍进城了。爸爸就像身边少了点儿什么。感到很失落。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和王引弟接孙大江回抚顺上学。起初，爸爸只是让国柱赶大车送我们上高山子火车站。等我和王引弟，最后孙大江也上车之后，他就也一起上了车。到了高山子火车站，又要和我们一起到抚顺去看一看，等到上了火车之后，车厢内人不多，孙大江围着爷爷前后跑着嬉闹时，我看到爸爸非常开心。可到了抚顺，住上一天，他又张罗着要回去了。

   想起还在一九七七年孙大江出生之后，爸爸和妈妈一块提着鸡蛋到抚顺探望，当时已近七十岁。一大筐的鸡蛋和一小袋小米。那时鸡蛋还是供应品，小米更不好买。对于我们当然雪中送炭，但那时，从我们村到高山子火车站还不通汽车，那长长的小路至少要走两个小时以上，然后从沈阳倒车再坐到抚顺。想一想他们早已不是年轻人，还要拿着东西，该是多么的不容易。那时爸爸妈妈每次来，虽然我也尽量买些好一些的东西招待父母，但那时买什么都要票，买议价的我们又买不起，细想一想，爸爸妈妈到抚顺来，自己也觉得对不起父母。特别是我父亲。没给他买过好酒，也没买过像样的鱼、肉，招待他的都是家常菜。妈妈还好一些，毕竟在爸爸去世后她来抚顺时经济条件好了一些，我有时还能领她去看一场二人转。孙大江小时，我们都叫他孙锦程。盼他有个锦绣前程。我爸爸根据我哥哥几个孩子的名字，把他的名字改成了孙大江。我们尊尊重了爸爸的意见。孙大江在他妈妈有病期间，由我哥哥把他带回了中安。爸爸干什么，他都在后边跟着。一次，为垫房后的粪坑拉了两车土，爸爸挑着土篮子往房后运土，大江就用小绳拉了自己做的小车跟在爸爸的后面，也一次一次的运土。恰逢老崔大婶，也就是初中、高中入学时都帮助过我的崔有权的母亲到我家办事，问这个孩子是谁呢？爸爸告诉她，那是国和的孩子。看到大江非常活泼可爱的样子，大婶非常感慨。当冬季到来的时候，要天天烧炕，炕沿下的中间有个炕洞，平常拿砖头堵严，晚上烧炕时再临时把砖头拿开，烧些柴火，把炕烧热。一次烧完炕之后，大江本来都躺下了，又突然起来，蹦到地下，看他睡觉的位置是否对正了那个烧炕的炕洞。把爸爸逗得笑了半天。还听说有一次国云领着她的老二冯迎光在家里住过一次。这样的时候是不多的，因为国云就住在我们中安的中东村，走也用不了半个钟头。那次就住了一次，半夜，迎光要拉巴巴，就拿来了尿盆让他拉，那迎光边拉边哭闹，还喊着，这可太臭了。你说可笑不可笑。爸爸妈妈都乐得不行。

（5）使爸爸高兴的一件事

    还有一次，爸爸高兴地来到了抚顺，还带来了一个院的老李二大爷即李忠臣。他高兴地说，让你二大爷也看一看那玻璃房。当时我正住在发电厂的“八栋房”住宅区，共有平房八趟，故俗称为“八栋房”。我实际住的是一间半房子。一进门是厨房，除炉灶外，还有个小炕。为了在炕上休息的人不受厨房做饭时煤烟、蒸汽的干扰，我特意求人在正对炕沿以上的位置用玻璃封闭了起来，并留了可以上下炕的小门。爸爸每次来，都住在这个小外屋内。这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临时安排。想不到爸爸还挺喜欢这个小屋。还领来了二大爷住一次这个玻璃房。二大爷的四儿子就是李宝石，它工作在6409厂。实际是坦克修理厂。他当装甲兵复员后就去了那个厂。6409厂就在抚顺县章党乡下哈达村。李宝石已在那里安了家。二大爷每年都到他四儿子那里住一段。这次和我爸爸结伴出门，先到我这住一宿，明天再坐长途汽车去下哈达。那一次我包了饺子，还特意用高压锅煮的饺子。虽然饺子破了不少，但我没让他们看到。他们还觉得这高压锅煮饺子不用开盖，煮得又快又好。着实夸了我一顿。那一次爸爸很高兴。第二天我就把二大爷送到长途汽车站，并帮他买票，把他送上了汽车，找他四儿子去了。

（6）爸爸给我们的很多，但对我们的要求很少

    爸爸对我们从没有过多的要求。在小时如此，大了也一样。我工作后，尽管在农村有很多的困难，他从没和我提过让我给他买个什么东西，给他邮个什么钱。相反，在大学最后一年，他还想法给我买了手表，都工作了，还挂着我吃不饱，特意晾了苞米换了全国粮票邮给我。有一次因粮站换粮票是压等压价，还和人吵了起来。这件事促使我找领导调换了工作。我原来当会计，每个月的粮食定量只有二十六斤，月月需家里给我邮粮票至少十斤。领导帮我把工作调换成汽机检修工作后，我的粮食定量就涨到四十二斤了。从此告别了家里给我邮寄粮票的岁月。

    一直到爸爸妈妈的年龄都很大了，他们也没有提出过那个儿女应给他们多少钱。他们从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基本依靠自己，哪个儿女给多少钱、送什么东西，全凭自觉。实际也是，如果不靠自觉，怎么规定都不太合理。各家经济状况不同，都拿一样的钱，对于家境不好的，近于残酷。要规定出差别，那些家境好些的，儿子愿意，那儿媳妇呢？一样的儿女多拿钱，他们能心平气和吗？多少家庭因此产生家庭纠纷，最后还通过法律程序去解决。那还有亲情吗？在这过程中，最后倒霉的往往是老人。而儿女们往往也弄得筋疲力竭，颜面尽失。我的爸爸妈妈在这件事上处理得恰如其分，儿女们凭自己的能力孝敬父母，父母也尽力照顾儿女。这和父亲母亲的人格影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