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圆明园的焚毁一样，《永乐大典》的佚失永远是我们民族的深切的伤痛。

为了让我自己，也让那些对《辛丑条约》还不大熟悉的朋友们能够更好地回顾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要用较多的文字说说这部典籍的由来和它的命运。在编写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依据的是某些学者的专著和在因特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些文章。

《永乐大典》是明朝的第三任皇帝朱棣在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正式登基以后下令开始编纂的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型文献。它先由解缙主持，初稿于第二年完成，当时赐名为《文献大成》。朱棣在审阅以后觉得不满意，于是又请出高僧姚广孝领衔继续招兵买马作全面修订。全书于1408年(永乐六年)抄写完毕，并重新定名为《永乐大典》。这距今已整整有六百年了。

说到朱棣，我们知道虽然他在位的时间只有22年，但他留下的故事却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在朱元璋死后不久从建文皇帝朱允炆手里夺下皇位的就是他，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多次访问南亚和阿拉伯诸国的也是他，下令迁都北京的还是他。可见，这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永乐大典》在他的治下成书，这件事当然又在他的脸上添了一道色彩。

用“卷帙浩繁”来形容《永乐大典》的规模是非常恰当的。它收录的各种典籍有七千多部，在时间跨度上上自秦朝以前，下至明初。它在取材上打破了以往独尊儒家的惯例，所以取得了“百花齐放”的效果。凡是录入大典的著述，均一字不易，一字不删，从而更增加了它作为史料的价值。《永乐大典》共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共汇集成11095册，全书总字数为3亿7千万字。说它是一部大书，不光是因为它的页数特别多，而且因为它的幅面差不多有“八开”那么大，据说整部大典落在一起，体积有40平方米，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

《永乐大典》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遍及了能够称得上是文化的各个角落。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药和占卜等方面的著作，也收集了许许多多珍本秘籍。《永乐大典》的问世，比世界上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成书时间要早300年。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篇幅过大，在过去几百年间始终没有排版印刷，所以一直是孤本传世，以至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憾事。

朱棣迁都以后，这部书也随之被运到北京，存放在宫城的文楼内。从此，《永乐大典》便成为历代皇帝的工具书，随时参阅。由于这部书用类似于拼音的方式编排，内容的检索很方便，所以经常出现在皇帝的案头上。在历代皇帝们当中，对它真正可以说是爱不释手的要算是1522年上台的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熜。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春天，宫内失火，大火也让文楼受到威胁，由于担心宝书受损，皇帝便连夜组织抢救。这件让他心惊肉跳的事故也促使他下决心录制一部《永乐大典》的副本。十年后副本终于完成了，其格式和装帧与正本完全相同。可是，副本出来了，正本却从此失踪了。不少人怀疑嘉靖皇帝把它带到永陵里去了，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书的失踪与嘉靖的下葬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间! 现在没有人知道埋葬嘉靖皇帝的永陵到底能不能开启或者再过多少年才能开启，如果《永乐大典》的正本当真陪伴着皇帝，现在它只能继续在地下长眠了。

《永乐大典》的副本制成后便存放在皇家的档案库皇史宬里。从明朝末年到李自成和清军先后入京，在几十年的战乱中，谁能理会这些故纸的命运呢？直到康熙年间，有两位清朝官员无意中走进了皇史宬，才发现了它的存在，但是已经残缺不全了。雍正在位时，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永乐大典》又被重新存放在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因编纂《四库全书》的需要，清廷决定清查《永乐大典》的副本。这次清查结果表明，残缺情况已经相当严重，2422卷共1000多册大典早已不翼而飞。后来在嘉庆和道光年间，清朝翰林院的官员们趁着修订《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的机会，又偷盗出100多册。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以后，翰林院也差不多和圆明园一样遭到了洋人的洗劫。英国人好像挺“认货”，把这本大典当成自己的“战利品”运回国内，不少无耻的清朝官员也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然后以每册10两银子的价格卖给外国人。15年后(光绪元年)曾对残存的《永乐大典》作过一次清查，这时候剩下来的只有5000册了。时光又过了19年，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再次清查时残存的数量又急剧减少到800余册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所在的东交民巷成为战场，看守使馆的洋兵们竟把一本本《永乐大典》当成砖头一样用来构筑工事，铺垫马槽，有些幸存下来的书或被洋人掳走，或流落到民间。到此时为止，一起延续了数百年的官方主持储存《永乐大典》的历史便结束了。

1908年(宣统元年)清朝政府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它从民间以及从其他方面设法收集得到的《永乐大典》副本竟然只有区区64册! 抗日战争期间，这仅存的一点点副本又在几经周折以后被送往美国寄存，直到六十年代才送回到台北。解放以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到了161册，上海和成都也有零星的储存。

目前全世界存留下来的《永乐大典》总共只有约400册，即占原来总册数的3.6%。除了国内的220册左右以外，其余的被分别存放在日本(11个地点)、英国(5个地点)、德国(3个地点)、美国(4个地点)。越南和韩国也各有一个存放地点。尽管我们相信肯定还会有一部分书卷仍然在不知名的不同地点存放着，但是，我们同时也确信，《永乐大典》的绝大多数副本早就从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如果我们痛惜圆明园的毁灭，值得聊以***的是现在那里至今尚有它的遗址可供凭吊和追思。可是，如果我们要想寻找那已经散失的一万多册记录着民族文化精粹的书卷的踪迹，却只能望空兴叹了。它们就像那些先于我们入土的亲人那样，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人类的文明，人类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这样，一代代地在不断地创造，也一代代地不断地在毁坏。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们人类的最大的悲哀。在战争中，一座好不容易才建造起来的大厦，可能在一瞬间轰然倒塌；当泥石流突然到来的时候，在风雨中屹立了上千年的古迹可能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被埋入地下而永远不能重见天日。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借到济南出差的机会到那儿的名胜千佛山游玩过一次。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偌大的旅游胜地里游人寥寥，号称千佛的地方却连一尊佛的影子也找不到，佛堂上极目所见，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山的人遗留下来的粪便。人们把这些佛爷请上山可能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可是，只要动员起来几百个还处于朦胧状态的红卫兵，他们一个早上就可以让这些偶像统统滚落到山脚下。像这样的事实难道不可悲吗？

那么，《永乐大典》(尤其是它的副本)为什么会遭到这样的命运呢？我们从中能够吸取到哪些教训呢？怎样才能杜绝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呢？

我认为，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其原因的，都不是孤立的事件，每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当时的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一件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它具有多种可能的结果，偶然的因素也很多，而一旦事情发生了就全是必然的无法更改的了。这时我们所能作的和应当作的就是适当地进行总结，引以为戒，避免以后再发生同样的事。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要一味地单纯埋怨皇帝们太昏庸，指责官员们太腐败，骂洋人太狠毒，批评老百姓觉悟太低。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只能正视事实，积极地面对事实。

《永乐大典》副本的佚失，各个当朝的皇帝责任最大。据说，刚入关的清朝皇帝顺治喜欢读书，他经常调阅他感兴趣的一些内容，但是看过以后不能及时地向书库返还，而有关的管理人员又不能向皇帝催索，这样就给了中间一些环节上的官员和太监们造成了可乘之机。乐于偷窃《永乐大典》的官员还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调包计，早晨上班的时候夹着一个装着多余的衣服的包，包的大小叠成两本大典的尺寸，下班前把这件衣服穿在里面，而把一本或者两本大典装在包里，既然上班是带着包来的，下班时同样夹着包，门卫就不会过问了。后来有一个名叫文廷式的官员，就用这样的方法偷走了100多本《永乐大典》。他死后，他的家人在公开出售这些书时才被人告发。清朝的皇帝们后来为什么不大重视《永乐大典》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四库全书》已经刊印了，《永乐大典》便经常被束之高阁了。

皇帝当然是有责任的，可是李自成们有没有责任呢？历史地看，李自成领导贫苦农民起来造反，他后来的目的并不是要解放全体劳动人民，而是他自己要过一把当皇帝的瘾。当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而不得不撤出北京的时候，他便命令部下放火，以此来排遣对于入关的清军的愤怒。有的专家就此认为《永乐大典》的正本并不是让嘉靖皇帝带到坟墓里去了，而是被李自成烧毁了。不管他烧毁的东西里有没有这套书，放火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由清朝官方保存在翰林院里的《永乐大典》副本最后残留的几百本是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年彻底消失的，但这件事只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巨大民族灾难的严重后果之一。在这里，我想把那场变故的来由和参与变故的有关各方的表现和他们应当承担的责任稍稍展开来陈述，目的在于试图分析造成民族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参与这场变故的主要有三方。一是义和团，一是清政府，一是列强。

义和团起义不外两个原因。义和团刚起事不久时提出的口号是“反清灭洋”，这就表明当时这个群众组织的斗争矛头同时指向两个目标，一是清政府，一是列强。

义和团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政治上的极端腐败和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使广大人民不堪重负，清政府对列强入侵的无所作为和节节败退也让广大人民义愤填膺，同时，这里也夹杂着自清军入关以后满族和中原各民族之间的深刻的民族矛盾。

义和团与列强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列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对中国的压榨和渗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怒和不满，直接原因则是各国的教会深入到乡村以后一部分神职人员与信奉外国宗教的教民们沆瀣一气，欺骗和压迫广大人民，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了赌命的作法。

义和团之所以能够一轰而起一呼百应，就是因为以上这两方面矛盾已经相当激化了。

但是，由于当时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只是刚刚开始形成，还未能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特别是在没有出现先进政党的情况下，义和团运动无疑具有严重的盲目性。比如，

他们烧教堂、杀害传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杀害信奉外教的中国教民、破坏铁路和电杆、抵制一切洋货，这些过激行为实际上也是对人类文明和新的科学技术的一种反动。 而封建迷信、相信神灵会使自己刀枪不入的封建思想意识不但反映了长年从事小农经济的广大农民在文化上的愚眛和落后，也使广大参加义和团的团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成为最终导致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当时还没有完全从中日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军事战败的巨额赔款使清朝在经济上焦头烂额。同时，台湾的丧失并没有让列强的野心有所收敛。利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的有利地位，俄国人和德国人分别染指辽南和胶州湾，其他列强也趁火打劫，弄得“老佛爷”内外交困。这时候义和团的起事无异于是在火上浇油。在一番激烈的辩论以后，太后最后决定对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采取以抚代剿的政策，利用义和团的反帝主张，并最终相信了他们关于“刀枪不入”的说法，而且真的想指望依靠义和团的力量把几十年来一步步逼来的洋鬼子们赶出去。有了这样的想法，于是才有了向各国同时宣战的举动，才有了向各国驻京使馆发动进攻的蠢事。而存放《永乐大典》的翰林院恰恰就坐落在使馆区，这就难免让我们在这里一再提及的巨著遭到厄运。

历史已经证明慈禧太后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完全是自取其辱。当八国联军打入京城以后，她不得不狼狈地化了装往内地逃跑。这时候，她哪里还能顾得上过问残存的几百本《永乐大典》副本是否安全呢？

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是列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他们利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进一步控制中国。这次直接较量的结果，列强再一次成为赢家，他们通过《辛丑条约》的形式又从中国得到了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然而，这场争斗的直接挑起者却是慈禧太后。她本来想在义和团和洋人的直接冲突中捞到好处，但结果却是她自己输得最惨。由驻在国的政府出面组织军队和百姓，动用枪炮进攻各国使馆的行为，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绝后的，更可笑的则是几个小小的使馆又久攻不下，倒给八国联军的入侵提供了口实。

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回顾《永乐大典》的遭遇时心情都会是很沉重的。让我们缅怀的这部巨著的绝大部分虽然再也找不到了，但令人感到耻辱感到愤懑的一页页历史总算已经翻过去了，华夏大地又可以自由呼吸了。可是，我们不仅不应当忘记历史，而且不应当不珍惜今天的一切。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称为“盛世”的年代实在是很有限的。全国人民丰衣足食，既无内忧又无外患的年代实在是不多的。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再加上汉武帝时代只有100年；唐朝的“贞观之治”才不过20几年；清朝全盛的在“康雍乾”治下的时间相对久远一些，也没有超过一个半世纪。这就是说，自周朝以来的3000年历史中，人民能够真正安居乐业的年头只有三分之一的样子。

在《永乐大典》六百年祭的日子，我还想说的是“饱暖思淫逸”和“居安思危”这两句话。日子过得好了，大家就会把穷日子苦日子忘得干干净净，整天想着如何享乐如何得到“真正的幸福”，认为以前的奋斗是“亏大了”，现在应当想方设法把它“补回来”。可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手里的钱越多，反而觉得少。这时候，我觉得经常想想从前或许是有好处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这篇“《永乐大典》六百年祭”的真正意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