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成败与道德无关ZT
变法的失败是王安石所没有想到的，变法运动给宋帝国，给普通的老百姓所带来的惨重损失更是王安石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为了改革，为了变法，王安石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无所畏惧、不折不挠，他不但弄的自己身心俱疲、众叛亲离、名声尽毁，而且还搭上了爱子的性命。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相当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压、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而且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名声尽毁，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行为，而且是君子的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和风俗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润，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阳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做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说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适的。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精神贵族”，自然“惺惺相惜，讲究文明”。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可惜当时的体制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一代伟人抱憾而终，笔者想王安石死的时候，必然是极其不服气的，也是充满了困惑和无奈的，因为他实在不清楚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所在。在时间静静流淌了近千年后，笔者的这篇小文章也许能够一解他心头某些的疑惑。
笔者认为虽然王安石变法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仍然不愧为古代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以金融贷款刺激经济发展的想法，其实也就是现代银行的主要作用，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没有因此创立古代中国银行，反而企图让政府担任这个角色，从而直接造成了变法运动的失败。但王安石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千载之下，依然凛凛有生气，其中包含的道理也发人深思。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变法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原因除了企图在古代中国建立半计划经济式的体制以外，更主要的依靠肆无忌惮的政府权力来强力推行，其法甚美，其行甚惨，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府贷款。不难设想，假如当时王安石设立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来发放青苗贷款，官府只不过负责解决经济纠纷，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了，也许这就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剧，笔者将之称为王安石陷阱，以形容用专制权力强力推行某些政策所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的情况，王安石陷阱在民主选举的国家内，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因为民众自身拥有对政策的最终决定权，统治者已经被关在了笼子里了，它最有可能的是发生在那些具有集权政府体制、民众软弱无力的国度内。
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相当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压、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而且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之所作为？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屈打成招，就连他的许多亲朋好友也都噤若寒蝉，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名声尽毁，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在家乡舔舐伤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为苏轼说话，就不仅不是小人行为，而且是君子的高风亮节了。
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他只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不否定王安石的为人，反倒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厚加赠恤。司马光说：“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这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苏东坡则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这又岂是小人之所作为？事实上，在我看来，敌对双方的如此相处，不仅是道德高尚，而且是政治文明。在我读书不多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宋，才能做到这一点。东汉的党锢，晚唐的党争，明末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可都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
这无疑与宋代的政策和风俗有关。大宋王朝自建国之日起，便实行优待士大夫的基本国策，官俸之高又居历代之首，因此士大夫们的日子大都过得十分滋润，无论在朝在野，在京师在州县，都优容闲适，自得其乐，否则欧阳修岂能写得出《醉翁亭记》。做官之余，还能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说法，用在宋人身上是很合适的。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堪称“精神贵族”的士大夫阶层。既然是“精神贵族”，自然“惺惺相惜，讲究文明”。同样，既然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则不难人才辈出，并惺惺相惜，因敬畏学术而敬重对方。因此，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前提。一旦知识分子丧失独立人格，不再是精神贵族，并由此产生道德的堕落，政治文明就会成为稀有之物。可惜当时的体制未能为这种政治文明提供一个制度平台。正如王桐龄先生《中国史》第三编第七章所言：“彼时之京师，又非如今世立宪国之有国会，容多士以驰骋之馀地也。”的确，大宋王朝如果实行的是共和制度，王安石上台，司马光在野相助，司马光执政，王安石善意监督，那么，变法也好，或者别的什么政策也好，又岂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结果？
保守派执政以后，新法接连被废，辞官在家的王安石闻讯均默然无语。直到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废除免役法的消息传到江宁，他才愕然说道：也罢到这个么？创立此法，我和先帝（此时神宗已去世）讨论了两年之久，实在是已经考虑得很完善了呀！然而大势已去，无可挽回，谁也帮不上他的忙。一个月后，王安石忧病而死。一代伟人抱憾而终，笔者想王安石死的时候，必然是极其不服气的，也是充满了困惑和无奈的，因为他实在不清楚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所在。在时间静静流淌了近千年后，笔者的这篇小文章也许能够一解他心头某些的疑惑。
笔者认为虽然王安石变法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仍然不愧为古代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以金融贷款刺激经济发展的想法，其实也就是现代银行的主要作用，可惜的是王安石并没有因此创立古代中国银行，反而企图让政府担任这个角色，从而直接造成了变法运动的失败。但王安石的影响却并不因此而消失，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得耐人寻味。王安石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千载之下，依然凛凛有生气，其中包含的道理也发人深思。王安石不可避免地成了后世议论最多也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这说明改革变法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中就包括改革者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身家性命，也包括他们的生前名誉，身后是非。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原因除了企图在古代中国建立半计划经济式的体制以外，更主要的依靠肆无忌惮的政府权力来强力推行，其法甚美，其行甚惨，青苗法不是办法不好，而是不该由官府贷款。不难设想，假如当时王安石设立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来发放青苗贷款，官府只不过负责解决经济纠纷，则青苗法的实施就决不会弄得天下汹汹，民怨沸腾了，也许这就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剧，笔者将之称为王安石陷阱，以形容用专制权力强力推行某些政策所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的情况，王安石陷阱在民主选举的国家内，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因为民众自身拥有对政策的最终决定权，统治者已经被关在了笼子里了，它最有可能的是发生在那些具有集权政府体制、民众软弱无力的国度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