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

为了避免把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引狼入室，元帝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只要是有点儿“直言”苗头的人，无论呼声多高，能力多强，元帝都不会给他入朝为高官的机会。

元帝的这点儿感悟，大概是从御史大夫薛广德身上获得的启发。

据说这位以教授《鲁诗》闻名的儒生，原本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含蓄，但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就脾气渐长，喜欢“直言谏争”。

元帝依照旧例，于即位次年正月幸临甘泉宫，行郊泰畤之礼。礼毕后，他原本想留下来打打猎，借此机会好好玩几天。

没有料到，他亲手提拔的这位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任不到10天，竟然上书规劝他道：“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

话说得很难听，弄得元帝没有办法，只好于礼毕当天便悻悻而返。

但是，薛广德给元帝制造的烦恼还没有完。

当年秋天，元帝准备西出便门，乘楼船去祭祀宗庙，但薛广德却突然钻了出来，挡在他的乘舆车前，免冠顿首地非要他从桥上通过，不能乘船。

元帝命令薛广德带好帽子靠边站，没想到人家反倒来了驴劲，说道：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谏阻，臣就自杀，以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让陛下无法进入宗庙。

元帝生气极了，正想发火。正好一位光禄大夫过来打圆场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元帝无奈，只得弃船从桥，但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没见过像你这么进谏的!

1个多月后，只当了10个月御史大夫的薛广德便被元帝以“灾异”为由，责令其光荣下岗。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元帝终于领悟到一条“真谛”：只有让一群惟命是从的庸才充斥朝廷，他才能够安安然然地呆在后宫享受生活。

后宫里有一位非凡的女子叫冯媛，她是宣帝朝名将冯奉世的长女。

冯媛是元帝即位后第2年选入后宫的，因为给元帝生了一个儿子，被封为婕妤。

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之某日，元帝携后宫嫔妃去上林苑虎圈(豢养猛兽的皇家动物园)观看斗兽表演。

突然，一只大熊逃出圈门，直奔元帝而来。它还攀上围槛，企图窜入大殿。

帝宠最隆的傅昭仪和其他随行嫔妃都吓得四处逃散。唯有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元帝身前，与大熊对峙，直到左右卫士赶来将它杀死。

元帝觉得很奇怪，便问她：见了大熊，谁都害怕，你为什么偏偏正对着它站着不动呢？

冯婕妤回答道：“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

元帝大为感叹，从此更加敬重她。第2年夏天便封她为昭仪，与傅昭仪平起平坐。

冯家当时在朝野均有重望。冯奉世此时已经去世，次子冯野王以政绩出众被擢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

石显想拉拢冯家，便举荐冯奉世三子（时任谒者）冯逡为侍中。但在皇帝召见时，冯逡却反过来告发石显弄权。元帝大怒，从此不再提拔他。

后来，御史大夫李延寿(即繁延寿)病故，朝中群臣以“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举荐他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不动声色地说：虽然九卿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冯野王，但他是冯昭仪的亲兄长，我担心后人会认为陛下任人唯亲，竟然以外戚为三公。

其实元帝本来就不想用冯野王。经石显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喜出望外地对石显说：你说得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于是，元帝表面上嘉许了冯野王一番，实际上却对他废而不用；反而以太子少傅张谭接任御史大夫。

其实冯野王是元帝朝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宣帝期间，他年仅18岁便初露大志，上书毛遂自荐为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

冯野王后来历任当阳、栎阳、夏阳三县县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

冯野王任左冯翊不久，辖区内的池阳县县令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靠外戚背景爬上来的公子哥，没有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一如既往地大肆贪污受贿。

冯野王的督邮官（掌管官员监察）查实这位池阳令监守自盗十金，但他却拒不服捕，被督邮官格杀。他的家人上书申冤，说是冯野王在公报私仇。

元帝批示廷尉查办。

督邮官向前来调查的官员声明：如池阳令有冤，我愿自杀谢罪，以证明冯野王的清白。

于是冯野王名声大振，迁为大鸿胪。

由此可见，元帝冷落冯野王的举动，其实非常符合逻辑：冯家名重当世，可以说是重望所归，但却不是趋炎附势之徒；连冯昭仪也不是以色取宠的等闲女子。如果让冯野王位列三公，万一这一家子人的脑子进了水，“里应外合”地成天规劝自己走正道、勤政事、远佞臣，那么，届时无论如何处理都是一件左右为难的棘手事。

因此，对元帝来说，要想延续眼下的“神仙日子”，就必须对冯氏兄弟采取敬而远之的疏远策略，以防“患”于未然。

“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

为了避免把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引狼入室，元帝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只要是有点儿“直言”苗头的人，无论呼声多高，能力多强，元帝都不会给他入朝为高官的机会。

元帝的这点儿感悟，大概是从御史大夫薛广德身上获得的启发。

据说这位以教授《鲁诗》闻名的儒生，原本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含蓄，但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就脾气渐长，喜欢“直言谏争”。

元帝依照旧例，于即位次年正月幸临甘泉宫，行郊泰畤之礼。礼毕后，他原本想留下来打打猎，借此机会好好玩几天。

没有料到，他亲手提拔的这位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任不到10天，竟然上书规劝他道：“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

话说得很难听，弄得元帝没有办法，只好于礼毕当天便悻悻而返。

但是，薛广德给元帝制造的烦恼还没有完。

当年秋天，元帝准备西出便门，乘楼船去祭祀宗庙，但薛广德却突然钻了出来，挡在他的乘舆车前，免冠顿首地非要他从桥上通过，不能乘船。

元帝命令薛广德带好帽子靠边站，没想到人家反倒来了驴劲，说道：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谏阻，臣就自杀，以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让陛下无法进入宗庙。

元帝生气极了，正想发火。正好一位光禄大夫过来打圆场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元帝无奈，只得弃船从桥，但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没见过像你这么进谏的!

1个多月后，只当了10个月御史大夫的薛广德便被元帝以“灾异”为由，责令其光荣下岗。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元帝终于领悟到一条“真谛”：只有让一群惟命是从的庸才充斥朝廷，他才能够安安然然地呆在后宫享受生活。

后宫里有一位非凡的女子叫冯媛，她是宣帝朝名将冯奉世的长女。

冯媛是元帝即位后第2年选入后宫的，因为给元帝生了一个儿子，被封为婕妤。

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之某日，元帝携后宫嫔妃去上林苑虎圈(豢养猛兽的皇家动物园)观看斗兽表演。

突然，一只大熊逃出圈门，直奔元帝而来。它还攀上围槛，企图窜入大殿。

帝宠最隆的傅昭仪和其他随行嫔妃都吓得四处逃散。唯有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元帝身前，与大熊对峙，直到左右卫士赶来将它杀死。

元帝觉得很奇怪，便问她：见了大熊，谁都害怕，你为什么偏偏正对着它站着不动呢？

冯婕妤回答道：“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

元帝大为感叹，从此更加敬重她。第2年夏天便封她为昭仪，与傅昭仪平起平坐。

冯家当时在朝野均有重望。冯奉世此时已经去世，次子冯野王以政绩出众被擢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

石显想拉拢冯家，便举荐冯奉世三子（时任谒者）冯逡为侍中。但在皇帝召见时，冯逡却反过来告发石显弄权。元帝大怒，从此不再提拔他。

后来，御史大夫李延寿(即繁延寿)病故，朝中群臣以“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举荐他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不动声色地说：虽然九卿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冯野王，但他是冯昭仪的亲兄长，我担心后人会认为陛下任人唯亲，竟然以外戚为三公。

其实元帝本来就不想用冯野王。经石显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喜出望外地对石显说：你说得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于是，元帝表面上嘉许了冯野王一番，实际上却对他废而不用；反而以太子少傅张谭接任御史大夫。

其实冯野王是元帝朝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宣帝期间，他年仅18岁便初露大志，上书毛遂自荐为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

冯野王后来历任当阳、栎阳、夏阳三县县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

冯野王任左冯翊不久，辖区内的池阳县县令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靠外戚背景爬上来的公子哥，没有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一如既往地大肆贪污受贿。

冯野王的督邮官（掌管官员监察）查实这位池阳令监守自盗十金，但他却拒不服捕，被督邮官格杀。他的家人上书申冤，说是冯野王在公报私仇。

元帝批示廷尉查办。

督邮官向前来调查的官员声明：如池阳令有冤，我愿自杀谢罪，以证明冯野王的清白。

于是冯野王名声大振，迁为大鸿胪。

由此可见，元帝冷落冯野王的举动，其实非常符合逻辑：冯家名重当世，可以说是重望所归，但却不是趋炎附势之徒；连冯昭仪也不是以色取宠的等闲女子。如果让冯野王位列三公，万一这一家子人的脑子进了水，“里应外合”地成天规劝自己走正道、勤政事、远佞臣，那么，届时无论如何处理都是一件左右为难的棘手事。

因此，对元帝来说，要想延续眼下的“神仙日子”，就必须对冯氏兄弟采取敬而远之的疏远策略，以防“患”于未然。

系统出错，重发了，现在删除。

　系统出错，重发了，现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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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屋失娇”之痛

刘奭即位之前便与一位姓司马的良娣爱得死去活来，后来司马氏得了重病，临终前说自己是被其他女人诅咒而死的。他信以为真，决心狠狠惩罚这些“心胸狭隘”的女人，惩罚方式也很特别：让她们独守空房，谁也甭想得到自己的雨露甘霖。

他自己也悲愤过度，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太子尽快走出旧情的阴影，宣帝便指示邛成王皇后从皇宫家人子中挑选几个不错的女子去伺候他。所谓“家人子”，是指宫中没有名分的宫女，是一些“储备”待召的女子。

邛成王皇后一共挑了5位家人子供太子选择。王莽的姑母，年仅19岁的王政君便是其中一位。

邛成王皇后把这5个女孩都叫到一起，让婢女问刘奭喜欢哪一个。其实刘奭一个都不喜欢，只是不得已才敷衍道：随便哪个都可以。

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就她一人穿着大红色的外套，显得格外的突出，问话的婢女就以为刘奭说的是她。于是，邛成王皇后便把王政君送到了太子宫。当晚一幸而孕，并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刘骜。

2年后，宣帝驾崩，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孝元帝。刘骜立为太子，王政君也顺理成章地立为皇后。王莽家族从此登上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这是后话。

大概是因为当年年轻的太子妃王政君让颓废的元帝感悟了到女色对心情愉悦的独特作用，即位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狠抓“后宫建设”，从全国各地广采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年轻美貌的才女王昭君（王嫱）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入宫的。

据《西京杂记》的描述，元帝后宫的美女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当面鉴赏。他便让“黄门画者”(宫廷画工)把她们的肖像全都画出来，交给自己挑选。

宫女们的命运鬼使神差地掌握在了画工们的手中，她们便争相向这些画工行贿，多则10万钱，再少也不低于5万钱。负责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工叫毛延寿，王昭君自恃才貌双绝，不愿屈身相求，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贿赂他。毛延寿便在她的脸上随手点了一颗黑痣。

元帝对这么一个并不完美的女子，自然提不起兴趣。因此，王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被召幸，内心的委屈与悲怨不言而喻。

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南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匈奴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当时匈奴最强大的郅支单于所部已经被陈汤剿灭，韩邪单于远远构不成对帝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次入朝求婚自然也不可能受到多么大的重视。

元帝打算从后宫随便找5位宫女许配给他了事。王昭君因为连年不得召幸，愤而向掖庭令要求远嫁匈奴。

元帝大排酒宴为呼韩邪单于饯行，席前把5位宫女叫出来一一给他过目。“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皇宫里竟然藏有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他在见到王昭君的一瞬间便彻底后悔了，舍不得将这等天生尤物拱手相让。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改是改不了的。如果他贸然反悔，垂涎三尺的呼韩邪单于定然也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麻烦事来。

痛定思痛之后，元帝决心彻查此事。他一天之内便把皇家的顶级画工毛延寿等人悉数宰杀，以至于“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险些改写帝国的历史

元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几乎不再亲理朝政，成天除了女人就是音乐。

某日，他把军用的战鼓摆在大殿下，自己站在大殿前的轩槛(栏杆)旁，丢铜丸击鼓，使之发出疆场进兵时的那种急促擂鼓声。

后宫嫔妃和皇帝身边的音乐家们无人能为，但定陶王刘康却能轻松做到。元帝对他的这手绝活大加赞叹，不止一次提及此事，“数称其才”。

刘康系元帝宠妃傅昭仪所生，此人确实多才艺。元帝好几次都想改立他为太子，时常令他“坐则侧席，行则同辇”。

傅氏原本只是昭帝上官太后宫中的一名才人。元帝即位前便和她好上了，即位之后又专门为她设置了一个新的嫔妃品级——“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与外朝丞相的等级相同。

大臣们对元帝更立太子的意图深感忧虑。当然，最忧虑的还是太子的生母王政君和大舅王凤，原因不言自明。王政君此时虽然贵为皇后，在元帝跟前却说不上话。她这个皇后只是“荣誉职务”。他仅仅因为当年生下了皇长子刘骜（字太孙），才得以母仪天下。

宣帝生前也很喜欢这个皇长孙，亲自给他起了“名”和“字”，还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仅从刘骜的“名”和“字”中，便不难看出宣帝“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味道：“骜”字是“千里马”的意思；“太孙”则是“最尊贵的孙子”之意。从字面上看，“太孙”与“太子”相比较，只有辈份的区别。

面对这种危局，精明的王氏家族转而向史丹寻求支持，并和他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选择。史丹在元帝的心目中，是一位亦臣、亦友、亦亲的心腹之臣。由他来保全太子，不但有足够的实力，而且名正言顺（元帝本人曾亲自下诏要求他“护太子家”）。

表面大大咧咧其实心思缜密的史丹，也在密切关注着元帝的动态。这一次听到元帝如此频繁地夸奖刘康，他便敏锐地感到了不祥的苗头。于是进谏道：皇太子“敏而好学，温故知新”，才能真正称为“有才”；如果用音乐才艺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么后宫乐伎都在丞相匡衡之上，完全可以取代他做丞相了。

一句话便把元帝的噎住了——也只有史丹敢这么说话。元帝竟然一时语塞，尴尬地干笑了几声。

元帝本想“借题发挥”，再次释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试探一下朝中大臣及左右近侍们的反应。只不过他这一次借的“题”实在太牵强，明显有点儿站不住脚，才被史丹给挡了回去。

但元帝并没有消除对太子刘骜的反感。

中山王刘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从小便和元帝一起长大，读书和玩乐都在一起，兄弟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刘竟去世。元帝非常伤心，便派刘骜以太子身份代表自己前去吊孝。

刘骜面见元帝时却面无哀戚之容。元帝一下子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联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对刘康的“借题发挥”被史丹挡了回来，元帝更加恼火，便把史丹召来，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

元帝本想利用这次机会再次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看看史丹还有什么话可说。史丹免冠谢罪道：臣看陛下对中山王去世过于悲痛，担心这样下去陛下会影响陛下身体；正好遇到太子进见，臣便专门叮嘱他不要当着陛下的面流露悲伤之情，以免让陛下太伤感。这都是臣的错!臣罪该万死!

元帝相信了史丹的托辞，怒意稍解。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每次病重，都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二人伺候在左右，刘骜很少能够进见。

身体稍有好转，元帝便多次心事重重地向尚书询问景帝当年更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先例。这显然是又在释放更立太子的强烈信号。

皇后王政君及其兄王凤(时任卫尉、侍中)、太子刘骜三人均忧惧不堪，不知所措。王凤又向史丹求援。

作为元帝的心腹之臣，史丹自然有资格进宫探视病情。这样的资格大概只与当事人和元帝之间的私人感情直接相关，与名义上的身份或官职没有太大关系。

他瞅准了元帝一人独卧的机会，径自来到他的病榻前，跪伏在青蒲席上，涕流满面地说：皇太子已经立了十有余年，“天下莫不归心”；如今见定陶王受陛下宠信，便有人四处造谣，说是他有可能取代太子。如果真是那样，公卿大夫们必定会殊死进谏，不肯奉诏。臣愿意做第一个死谏之臣，请陛下这就赐臣一死，以示群臣!

元帝向来优柔寡断，在更立太子的问题上又始终举棋不定。经史丹这么一说，他便彻底放弃了废立之意，喟然长叹道：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子和两个皇子年纪又小，叫我如何不挂念他们？但从来都没有更立太子的想法，况且，王皇后的为人向来谨慎，加上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可能违背先帝的意愿呢？驸马都尉(史丹的官职)从哪里听说的这些话啊？

史丹顿首谢罪说：“愚臣妄闻，罪当死！”

元帝于是吃力地对史丹说：我的病越来越严重了，这回怕是好不了了。请你今后用心辅导太子，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

不久，元帝驾崩，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

历史的轨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被某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所决定。

试想，如果元帝当初以一念之差，执意更立了太子，那么，便不会再有王氏家族的崛起，历史上或许便不会留下“王莽”这个名字。

果如此状，西汉帝国的历史必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但是，历史只有结果，没有“如果”。

“好色”并非原则问题

其实元帝对刘骜也并非一直就没有好感。

这位太子在少年时看上去还是一棵做皇帝的“好苗子”。虽然《汉书》对他这段时期的表现，只用了短短的8个字来描述——“壮好经书，宽博谨慎”，但也足可窥见其冰山之一角。

儒家经学在当时本来便是官学，加上师傅们的循循善诱和耳濡目染，太子“好经书”应该是意料中的事情。所谓“宽”，大概应该是指对人的态度宽厚；所谓“博”，虽然很难分析准确的内涵，但至少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狭隘或神经质的人；而“谨慎”二字，恐怕不仅仅说明了他的小心翼翼，应该也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他在思维方面的严谨。

刘骜那时住在桂宫。

桂宫是皇帝的嫔妃们居住的地方，它的东面是北宫，正南面是未央宫。未央宫的东面是长乐宫。长乐宫原本是皇帝听政之所，自从惠帝以后便成了历代太后当然的寝宫。

在桂宫、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一条皇帝专用的驰道。驰道在宫城的西端为直城门，出了直城门便是宫城以外了。

有一次，元帝急着召见太子刘骜。刘骜从桂宫出来，不敢直接穿过驰道去未央宫，而是沿着驰道一直向西，出了直城门再绕回来，从未央宫北侧门进去。

绕了这么一大圈，自然便迟到了。元帝问他迟到的原因，他如实以对。

元帝为此大加赞赏，下令授予他横穿驰道的特权。

但这棵“好苗子”没过多久便让元帝大失所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发育，他开始对酒和女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成天以此为乐（幸酒，乐燕乐）。

刘骜的这种转变，让元帝开始怀疑他是否适合做储君。

当然，元帝的态度转变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或许他是想把皇位作为一个礼物赠予自己宠爱的傅昭仪，所以才挑太子的毛病。

在历代皇室的父子关系中，如果没有受宠的后宫女人作为支撑，皇子们与父皇之间的亲情纽带便会脆弱得经不起任何折腾。太子也不例外。

此时的傅昭仪早已彻底俘虏了元帝的花心，她的儿子刘康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父皇的最爱。

元帝更像是把太子的“幸酒，乐燕乐”当作了一个借口或把柄而已，因为刘康“多材艺，习知音声，上奇器之”。由此可见，元帝所称的储君之“能”，竟然是“多材艺，习知音声”。

况且，无论对太子还是对皇帝来说，对酒与色的偏好应该都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几乎所有具备“雄才大略”之美名的卓越帝王，都在这方面有更加卓越的需要。远的不必说，单说刘氏皇族的先人们，从高祖到武帝，哪一个不是这样？

太子成天关在深宫中，不仅有高墙大宅的围困，还有苛严规矩的约束。他的生活内容中，除了读书写字，大概不会经常有其他的内容。如此单调而扭曲的生存环境，其实和坐牢没有什么区别。

在这种精心布置的“温室栽培”之下成长起来的太子，人生的阅历便有可能苍白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如果没有基本的人生阅历为支撑，又如何能够对抽象枯燥的“圣贤书”(太子的主要阅读对象)有深刻的体会？更不用产生足够的兴趣来抵消生命的孤寂感。

在这种状况下，女人与酒大概便是太子唯一的出路。

另一方面，太子所能接触的人中，除了宦官和少量的正常男人（师傅、属官和亲戚）之外，便是大量的女人。

因此，除非是一个对“圣贤书”有特殊领悟力的天才，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理发育不健全的人——天生就对异性没有能力或兴趣，任何一个正常男人置身这样的环境中，都不大可能不会“幸酒，乐燕乐”。

况且太子正处于青春期，一不小心沉迷于酒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父皇的质疑和排斥，无疑加剧了刘骜的困惑与忧惧，使他更加义无反顾地逃向酒色的刺激，以求得短暂的解脱，直到渐渐发展成为顽固的心理依赖，从而彻底毁掉了这棵曾经的“好苗子”。

第3章　绣花枕头

踌躇满志的青涩新君

刘骜即位的时候已经21岁。

在当时看来，这样的年龄已经算不上是很年轻了，但一下子只身坠入虎窝狼穴一般的皇位，他依然显得力不从心，笨拙而又被动。

师傅张禹应该是刘骜一生最信任的人，但此时却远在东平国做内史。刘骜身边连一个商量的人也没有，只能转而依靠大舅王凤。

刘骜自小就与王凤及生母王皇后一起，在傅太后的排挤之下胆战心惊地“相依为命”。因此，他对王凤有一种特殊的依赖心理。这是一种常见的舅甥亲情。

作为册立多年的太子，刘骜在即位之前，应该对自己即位后的为政方略有过一些思考和准备，但却不会太多。因为父皇发出的强烈质疑和更立太子的信号，使他的生活基本上处于诚惶诚恐的状态，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思考如何确保自己的太子地位上来。作为一位天资平平的储君，他大概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利用太子的特殊身份编织自己的党羽集团。因此对即位之后的为政方略，也不可能有充分思考和准备，更谈不上老辣和远见。

人事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任何一位刚刚登基的皇帝都必须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刚刚就任首辅（大司马大将军）的王凤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皇帝和新首辅之间，必定会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冲突。

元帝驾鹤西去后，留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宦官石显把持着中央权柄；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在石显面前唯唯诺诺；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虽然拥有元帝之舅及成帝岳父的双重身份，可谓位高权重，但似乎很难独当一面。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在西汉王朝并称“三公”，是分别主管行政、军事和监察的最高首脑。

按西汉初年的体制，太尉虽然是名义上的三军总司令，不能直接控制和指挥军队，实质上只是皇帝的首席军事顾问；但是，一旦遇到周勃这样的人物，便有可能从“徒有虚名”一跃而为“名副其实”。武帝对这个官职进行过颇具创造性的改革：改太尉为“大司马”，并在其后冠以“××将军”之号。他的动机大概是为了避免军权过于集中到一人手中，便想出这个好主意，让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共同担任“大司马”一职，分别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和“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是加官，本身并无印绶和府属，于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设的官职，主要授予掌握辅政重权的外戚。

由于元帝生前做了许多年的“甩手掌柜”，使得石、匡、张三人完全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闭环”。既然元帝可以“甩手”，从理论上讲，他们也完全可以让新即位的成帝继续做“甩手”。果真是那样的话，恐怕成帝的结局便不会有元帝那么好，他最大的可能是成为一个“靠边站”的傀儡。

匡衡的后台是史高和史丹父子；张谭则是石显为了打击冯野王才临时推出的一个人选。他们二人与石显都没有很深的利益关系，只是出于畏惧才处处让着他。史高去世后，史丹一心拥佑太子；张谭任御史大夫之前是成帝当年的太子少傅，虽说算不上元帝铁杆的马前卒，但至少不会为了石显而与新君相对立。

另一方面，石显一党在朝中的“群众基础”极差，他的“黄金搭档”恭弘已经去世多年。石显的同盟中，稍微有点儿份量的只有少府五鹿充宗。石显本人也曾积极拥护太子继位。

成帝发现，自己只有打破原有的格局，重新分配朝廷的权力，才能真正把实权揽入手中。要打破这个格局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处理石显；二是推出新的政治明星。

但是，新推出来的政治明星不能只是某一人或某一党。这样的话，便会“送走一个强盗迎来一个土匪”——必须让两个以上的势力共同分享新的权力。唯其如此，成帝才能居间权衡，掌握主动。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但成帝的困难在于，除了大舅王凤之外他几乎没有可用之人。

史丹倒是具备足够的份量，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他对后房妻妾的兴趣远远甚于朝中繁重的政务；二是他已经与王氏集团结成死党，如果同时重用他和王凤，无异于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闭环”，再一次把皇帝边缘化。

在王凤与史丹之间，成帝只能选一人。王凤身为帝舅，并且身居首辅，名正言顺(西汉王朝有外戚辅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王凤在朝中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不像史丹那么坚若磐石。况且，如果王凤不出场，太后王政君那儿也通不过。

推出王凤，但又要避免王凤成为第二个石显，可行的办法是再推出一个人来和他并驾齐驱。成帝只有张禹这么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张禹便成为肩负成帝期望来制衡王凤的最佳人选。

成帝即位后，一方面以首辅王凤领尚书事；另一方面，也把张禹从东平国召回来，以帝师的身份赐爵关内侯，拜诸吏（加官）、光禄大夫、给事中、领尚书事。“尚书”是皇帝秘书班子的统称。所谓“领尚书事”，便是不直接兼尚书令（秘书长）之职，但却分管尚书部门的工作。

王凤、张禹二人共同“领尚书事”，便等于共同主持帝国中央的日常事务。

从级别上讲，二人悬殊较大。王凤位居三公之首，而张禹只是一个“准九卿”的级别。“光禄大夫”的职权，可以就朝内外大小事宜发表意见，同时兼任皇帝的顾问，是一个可大可小、可虚可实的职位。作为光禄大夫，张禹在名义上还要接受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的领导，但是，由于有成帝的信赖，专门给了他一个“给事中”的加官，使他可以直接听命于皇帝的指挥，随时出入禁中，为皇帝提供顾问应对，必要时还可以以皇帝“特派员”的身份出现，因此应该是一个“位低言重”的角色。

完成关键的人事布局之后，成帝接下来便可以放心地处理石显了。

他先是把石显来了个“明升暗降”，升他为“长信中太仆”。这个官职虽然相当于九卿的级别，但却与朝政中枢无缘，只能掌管长信太后（邛成王太后）的车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时最有权势的是“长乐太后”王政君；而“长信太后”是元帝的养母，虽然论辈份是王政君的婆婆，但实权却远逊之。

石显去伺候邛成王太后，自然远不如伺候王政君那么有影响力。他原来在“中书令”（皇帝办公室主任）任内包揽的朝政机要大权，全部由王凤、张禹二人共同接管。

石显失权之后，最受震动的便是昔日对他唯唯诺诺的匡衡和张谭二人。

他们意识到必须马上划清界限，否则日后便可能一毁俱毁。于是，仅仅数个月后，二人便多次上书，弹劾石显及其党羽，条陈其旧恶。成帝顺水推舟，把石显连同其妻子（应为宫刑前所娶）及养子遣送回原籍。

石显在回乡途中因忧懑不食而病死。成帝还把他的同党、少府五鹿充宗和御史中丞伊嘉分别贬为玄菟太守和雁门都尉，其他党羽也悉数非免即罢。

成帝原本以为处理石显之后，顺理成章地加重了王凤和张禹二人的权威，形成二人共同辅政的局面，自己这个皇帝当起来就会从容得多。但他显然还是太欠火候，在对二人的判断上存在严重的失误，以至于局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

首先是高看了张禹。

张禹与王凤“共领尚书事”后，不但无所作为，反而被后者日渐强势的作风吓得寝食难安，竟然好几次以生病为由提出退休，弄得成帝非常被动。

成帝一方面推心置腹地和他说心里话，坦陈自己面临的困难以及对他的倚重与期待；另一方面又软硬兼施地“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医视疾，使者临问”，逼着他收回辞呈，安心工作。

在西汉王朝，皇帝赏赐中有两样东西意味深长：一是酒，一是牛。通常来说，如果有功之臣受到这样的赏赐是一种褒奖；但无功而赏此二物，则有可能是暗示赐对方自尽。

张禹接到这两样东西后，惶恐不堪，只得硬着头皮继续留任。于是被赶鸭子上架，于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六月任丞相。

成帝安排这样一个窝囊废和王凤搭档，是否失策且不论，但或多或少也是无奈之举。识人用人本来就不是成帝的强项，而且他也无人可用。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为王凤日后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张禹的自私和胆小，对成帝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面影响。数年以后，已经从丞相高位上退休的张禹和王凤的弟弟王根结怨。因为担心王氏报复，他竟然主动替人家的说好话，使成帝彻底放弃了对王氏的警惕。

其次是小看了王凤。

在成帝即位之前，王凤在朝中还算不上是个大角色。因此，成帝自以为对他的重用，不会使之在短时间内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但成帝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位亲舅舅有一个令他个皇帝外甥望尘莫及的本领：对人才的识别、作用和激发能力。这恰恰是作为全国“一把手”的成帝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但却偏偏是他的软肋。本书后文还会谈到，正是这个软肋，才让他被自己的表弟淳于长狠狠地调戏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