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铁血志士的汪精卫何以会变成铁杆汉奸？
汪精卫当年曾以行刺大清摄政王而一时轰动全国上下，被国人称为铁血志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甘冒风险行刺亲王的革命志士为何却以蜕变成一个千夫所指的铁杆汉奸呢？那就从有关资料中所披露的汪精卫的人生轨迹来寻找历史的答案吧！
汪精卫于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午夜，谋刺摄政王载沣，地点选在什刹海边的银锭桥。此前已谋划两三年，事机极缜密。他以为革命党行事，不能以一般运动为满足，并且这些运动多在海外展开，而于内地是较少声响，这时不但立宪派人物颇多攻击，就连革命党之大手笔章太炎先生也颇有微词。此前一年，同盟会内讧，革命气氛顿形低沉。因此濒临北上之前，汪精卫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助手，曾留信给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得知其情后，欲阻其行，但终未果。
但是，在汪精卫当年二月二十三日所埋炸弹因有新掘土痕而被消防警卫队窥破。当局顺藤摸瓜，终在三月七日把汪精卫等人捕获。捕后尝有长达四千余字的历史供词，指斥立宪之虚伪，倡言革命之必需，恣肆汪洋，回肠荡气，为同志推卸责任，而揽之于己身，并抱定必死的决心，期以振起中国，为“后死者之责”。他曾有诗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诗义薄云天，传诵一时。
当时国内外舆论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一般顽固官僚，原也作此主张。后由警、政多方要人会审，尤以肃亲王认为立宪时期杀一志士，除迫更多党人铤而走险以外，别无好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盖清廷当时心理上已为革命党所慑伏。黄克强先生认为，人民在迫不得已时，方可从事暗杀之道。汪精卫在革命党内起重要作用，又以稳重著称，所以此次暗杀实属唐突。清政府留之不杀，算是聪明。如开杀戒，崇拜他们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就会以血还血地进行报复。后因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次年也就是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数月之内，光复达十五省之多，而汪精卫也在这年9月16日获释。
汪精卫乃一介白面书生，眉目朗然，如玉树临风。清末民初之际，他倡言革命，雄辩滔滔，为《民报》主笔，极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银锭桥事败被执将责任尽揽己身，而开脱同志，成为当时党内佳话。即在清廷当局，亦为之敬畏不置。后来为了和蒋介石争正统之位，竟千方百计逸出轰炸区去给敌人叩头，前后悬殊如此天差地隔，真是一龙一猪，南桔北枝都是他了。他之所以费尽心机作了儿皇帝，这种可怖的变态心理，足供心理学家作样板研究了。
后来，张恨水先生的作家朋友纳厂有一篇论人物评价的文章，其中说“声伎晚岁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清白俱非。”其言十分沉痛，有人借来评骘汪精卫，也甚恰切。
1918年10月1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述他和一班文友，如任叔永、朱经农、莎菲女士、胡适、马君武之属，在西湖赏秋，随后往钱塘江观夜潮水。任叔永向他介绍了汪精卫，这是徐志摩和汪精卫的第二次会面。这一次他感受更深了，怎见得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
查汪精卫年谱，此时他正任护法大元帅府代理秘书长。九十月间，他正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遂得以和志摩等见面。志摩仍嫌不足表达他对汪氏的爱戴，描述其气质：“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吃饭的时候，十个人挤在一个小船舱里，品尝地方风味，“精卫闻了黄米香，乐极了。我替曹女士蒸了一个大芋头，大家都笑了，精卫酒量极好，他一个人喝了大半瓶的白玫瑰。我们讲了一路的诗，精卫是做旧诗的，但他却不偏执。”这一段时间，他们都在浙东一带活动。又过了十天，即十一日，他又记述，张君励向陈衡哲大献殷勤，胡适见之狂笑，而马君武呢，“大怪精卫从政，忧其必毁。”这种忧虑来得令人惊奇，因为日记是见面活动的当天就记录下来的，仿佛有一种可怕的预感。果然，二十余年后，他投向日军的卵翼。
徐志摩日记数十年未单独整理，史料价值甚见珍贵。而其对汪氏的印象，好到无以复加，从外形到内在气质，节节赞美，尤嫌不足，又借胡适之口，异化性别，想到婚姻上去，即令知其不可，仍表态爱恋一如既往。这叫人想起陶渊明的《闲情赋》，那种无法遏制的想念。这是为什么呢？探其究竟，一者汪氏外表俊拔挺秀，更兼有魏晋人物的高标出尘的丰采，如松如竹，矫矫不群，望之俨然。一者汪氏文学词采华茂，诗词独辟蹊径，气韵充溢，生面别开，论天赋论学力，俱无可挑剔，一者汪氏更有烈士的行藏，以一地道文人，而曾经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功，流血五步，慷慨而为刺客，龙骧虎啸，睥睨山河，吐落肝肺，潇洒滑脱；综合事机，当世殆无有能当之者。故其身负当时青年的梦想和期许，蕴涵时代趣味圭臬的紧要的诸方面。于是他得到徐志摩近乎失态的赞誉，也就不出意料了。
后来汪精卫脱离重庆，到达香港，重庆方面看这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有不可挽回的降日之心，乃以激烈的暗杀手段对付。汪精卫以当时中国第二号政治人物，置国危民辱之际，厕身敌国翼下，忘情于父母之邦，到底无法博人宽宥。军统特务一路穷追，发展成惊动一时的跨国刺杀，但毕竟是由政争胜负未晓而来的惊慌失措，适见其小丈夫心志。倘汪精卫承续他早年革命的志节，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凛然示人以不可犯，则即如不仁不义者也不敢出此下策，军统敢以暗杀对付，确也证明他自身有不可弥补之性格缺漏。1939年1月，戴笠亲临香港指导，第一个遭其暗算，险蒙不测的便是汪系南华日报总编辑林柏生，他在下班途中，被人持铁棍猛击，此人头骨十分坚硬，昏死后不久复苏。其后，另一与之面貌相似的男子在他家住宅附近被击毙，当了他的替死鬼。汪精卫本人自1938年底抵昆明，即藉了龙云提供的飞机飞赴越南河内，而军统的蓝衣社的暗杀活动，也即从香港开到河内来了。当汪精卫的政治秘书曾仲鸣住在河内的都城旅馆担任内外联络时，即为蓝衣社分子密切包围。晚上则与汪精卫一家住在高朗街二十七号，这是一座幽静的花园洋房。1939年3月21日，凌晨二时半，特工人员六人砍开竹篱，从铁栅栏爬入花园，以人踏人的方式，攀上门窗，再以钩索爬上三楼层檐，开枪击中站在楼梯的卫士，又在厨房门口击倒二人，遂冲到曾仲鸣卧室房门，将门砍破，时曾仲鸣和夫人方君璧已闻声起视，即被一枪射中腿部，特务旋即向曾仲鸣作密集扫射，行刺者见目的已达，又以为被刺者为汪精卫，于是急忙遁去。这时当地军警和汪精卫的卫士已开始反击，经一阵追射，捉获重庆方面杀手若干人。当时逸脱的行动组特工头目王老侨，后在上海被汪系特工捕获处刑。其后汪精卫所撰《曾仲鸣先生行状》中，关于他切身经历的暗杀有一对比，充满悲音哀调。“呜呼，余诚不意今日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感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瞑弗视也。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曾仲鸣弥留之际，说了几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其妻方君璧，是革命元勋方声涛、方声洞之妹，从小看到两位兄长追随中山先生为国奋斗，受到影响，锐意问学，志节坚定，廉正节操，早已养成。她虽未死，亦身中三枪，她有什么错呢？顶多算嫁错了人罢，亦遭此厄运。蓝衣社的跨国暗杀，源于蒋介石的授意，民国后期李宗仁先生多次讥弹蒋氏，他最反感的就是蒋的这种动辄使枪弄械的江湖习气。
汪精卫受此惊吓，经过一番东躲西藏的巨大周折，方于四月二十八日逸出河内，辗转抵达上海。其间充溢着与政治斗争有关的间谍战、神经战的神秘氛围。后来上海的报纸追述了一个细节，说是汪精卫在河内暗策逸脱的时候，常在郊外河边钓鱼，每天总有一个人经过他的身旁，每次都要揩鼻子，普通人用手帕，这人用纸，太阳西沉时分，有人细心拾起纸团，“汪先生能逃出河内便是这些揩鼻纸的功劳，这些纸便是联络的记录，利用钓鱼的时候，在街边交换情报，这用意是相当周到的。”
汪精卫从一个奋身谋炸清廷亲贵的激进分子，后在政坛上屡遭暗杀，结果蜕变成一个铁杆汉奸，他是怎样一种心态呢？人们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看他在被军统跨国暗杀之后所做的一首律诗，不难窥出其中一些隐情。其诗写道：
卧听钟楼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木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国民党军统历年暗杀的用意，大多是适得其反的，它往往更把政治对手完全推到势不两立的地位，更加弄得纠纷不绝，干戈相见。果然，汪氏在上海建立的特工机构极斯斐尔路76号，和军统特务在国际大都会上海杀得血雨腥风，闹得本来就处于沦陷区的苦难人民更加鸡犬不宁，让人大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无尽感慨！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会后，全体委员下楼合影。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的暗杀者潜入采访，由孙凤鸣执行，向汪精卫连发三枪，击成重伤。1944年因枪伤迸发死去，起自暗杀，死于暗杀，这也许就是汪精卫一生的宿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