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任

社员们冒着初冬早晨刺骨的小北风，缩着脖子，低着头来到生产队的场院里。不用队长吩咐，纷纷操起家伙，干起活来。几个男劳力在西北角往麻袋里装粮食。在北面谷垛下面,二十多个女劳力，姑娘们都严严实实地围着头巾，戴着露出手指头的破手套。麻利地用掐刀在掐谷穗。不时地焐一焐手，或者放在嘴边呵呵气，暖一暖。一个小伙子用木杈把谷捆从谷垛上挑下来，再把掐过的谷捆拎到东边码好。那边有马车把它拉到队部院里，铡成一寸半长的草料，给牲口预备着粮食。

看上去不声不响的姑娘们，偷偷地淘着气。一见小伙子过来，就悄悄地把脚伸出去。弄得小伙子一会儿一个跟头，姑娘们就爆出一阵阵的笑声。

场院中间铺满了豆秸,中间站着车老板子.右手挥动着鞭子，左手牵着长长的缰绳，赶着两匹拉着磙子的马，围着它转圈。经磙子一压，豆子就从豆荚中蹦了出来。压过一阵子，停下来，一伙人来用木杈把豆秸翻个再压。几遍后，人们把豆秸抖一抖，传起来送到西边的大堆上，地上就剩厚厚的一层黄灿灿的豆子了。把豆子传到大堆一起，再铺豆秸，再压。

南面是高粱垛，已经打完了。东面是玉米棒子堆。东南角是临时建的土坯房，看场院的。

“老张大哥，还没走啊？回家吧”队长冲着从豆秸后面踱出来的张林老人大声说。

老人原是生产队里的老保管员，干了二十多年。岁数大了，就下来了。这会儿，给队里的场院看房打更。通常，打更要用用至少两个人。倒不是因为这个活怎么累，是为了人多一点可以互相监督，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能明着说的。其实人多了更危险，这几个人若是结成了伙，那损失就更大了。但是老张头一个人就行，队长放心。

老张头慢慢腾腾地踱过来，他老了，步履艰难，一付老态龙钟的样子。清瘦的脸上布满了刀刻一样的皱纹，就像老槐树皮。那双眼睛已经暗淡无光，好像两支熄灭了的蜡烛。身子不再笔直，后背微微隆起，上身略微前倾。穿着那条抿腰扎着裤脚的老棉裤，显得两条腿臃肿而且沉重，每走一步都十分吃力。

年轻时的老张是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牤牛。那时的情景现在的人们知道的不多了。大家熟悉的是近十多年来的老张。一个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又“干净”的老保管员，一个让大家都放心的好管家。他人正、心正。他能管好这个家，首先管好了自己，进而管好了队里的干部。仓库里那点东西，让他把得严严的。有时队里出外办事，想用点米啊油啊什么的，队长得细细地和他摆道理，才能弄一点出来。有时开完队委会大家想：忙了大半年了，几个伙计在一起喝两盅，库里的东西拿出来一点，就够了，任队长怎么说也不行。气得队长指着鼻子骂他老犟种，最后还是会计出来圆场，扣每人二斤口粮这事才成。

“唉，老张这个人哪，也太实在了。”队长说。

大家也都这么说他，话里还有一点替他惋惜的那么一点意思。对有的人来说，保管员的机会太多了，按理说不仅应该自己有吃有喝，连家里，甚至于亲戚都跟着沾光呐。别的队的保管员乍看上去，倒也没什么，再细瞧瞧，可就了不得了。家里日子好着呢，什么也不缺。在村里有头有脸的，说出话来也好使。有几个像老张啊，死气沉沉的，家里大人孩子都跟着吃不上溜。

十年前那场大灾荒，人们饿得眼珠子都蓝了。大地里的菜都吃光了，榆树钱、杨树花都成了好东西。树皮、草根都能吃。那时保管员可是个美差事，有的人做梦都想当它。可是干得长远的少，你干半年下去了，他干半年又下去 了。别的队就这么换，换谁大家都不放心。也不怪不放心，那点粮食是有数的，别人家吃糠嚥菜，你们家怎么就吃黄灿灿的玉米面饼子？明摆着的吗那点事儿，谁一眼都能看明白。只有老张，没有人说什么。在那场灾荒中，全村二百多口人有十一人饿死。其中就有老张的老母亲。

原来瘦骨璘珣的老母亲在最后两个月开始全身脬肿。静静地躺在炕上。他一直忘不掉老人的那天双眼睛，直勾勾地瞅着房梁，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不说。也许是没有力气说了，也许是不想说。饥饿已经吞噬了老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饥饿，她可能什么病也没有。还可以干活，炕上地下的。可是大灾荒不期而至，没有人能逃得过。老张是保管员，凭着腰里的一串钥匙，即使每天带回来一小棒粮食，家里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是黄豆什么的就更好了。听说城市里够级的干部每个月才供应二斤黄豆。脬肿的病人凭医生的证明书也能买到黄豆。如果是那样，母亲的病就会好转，或者说就不会生病。然而什么都没有，母亲倒下了。老张眼睁睁地看着她倒下了，没有办法，他所能做的就是省下自己吃的送给母亲，母亲又以种种理由让给了孩子。她那临死前的眼神是在想说什么呢？老张不知道，也不敢往深处想。他只能是撕心裂肺地哭，用牙咬自己的胳膊。

他慢腾腾地挪动着脚步，每一步都那么沉重。

“老张老了啊。”队长心里说。

那年，公社指定老张到县城去“讲用”。多大的光荣啊，以前叫先进、模范，现在不兴了，现在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到县城去，还要讲讲怎样学怎样用的，比以前的劳模还光荣几分呢。一向不爱说话的老张，在高人的指点下讲起来竟然也滔滔不绝，头头是道。博得台下一阵阵的掌声。一时间老张成了名人上了报纸又上了广播。戴着大红花回来，公社领导摆了一大桌酒菜为他接风。那时他真是风光无限。

回来后老张就当没那回事，该干啥干啥。不声不响的。把队里的麻袋补了又补，把不用的家什擦干洗净收好。留着明年再用。又搓了一大把小麻绳，做扎口袋嘴用的。然后就开始编茓子，粮食进仓该用它围囤子了。等到队长要安排人干这些活时，发现已经都干完了。

“好人哪！”队长感慨地说。

他又挪动了几步，走起来依然是那么吃力。

灾荒年倒是过去了，可是粮食依然不够吃。按规定每个人的口粮每年是360斤毛粮，加上自留地的刚好吃到五月节，还有4个多月呢。于是就是土豆、地瓜、窝瓜、茄子什么都吃。自留地那点东西也吃完了，就等着队里的新粮了。家里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孙子是灾荒年后生的，10岁了，还没上学。和他一般大的孩子都上二年级了。这孩子先天不足，大脑袋、小细脖，还有点儿罗圈腿。赤脚医生说他是软骨病，营养不良。多补点营养，另外多晒太阳。太阳倒不缺，营养上哪儿去补呢？瞅着真是可怜见的。

对母亲，自己没有尽孝，这个事情一直深深地刺痛着他。他跑到母亲的坟头一边哭一边搧自己的脸，这也无法使自己解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对于儿子，自己也没尽到责任，不过马马乎乎也算过来了，内心觉得也欠他一份情。好歹是自己的儿子，亏了欠了都没什么说的。现在又轮到孙子了。儿媳妇当初嫁过来多少也冲着老公公这个保管员，结果连一点光也没借着。不仅如此，很多事情上还受到约束。不敢占队里一点便宜。有的社员受不了了，到地里偷点庄稼，他们哪敢呐。老张早下话了，咱家可不是那样的人家。饿死也不准干那种事。多少年来都是这样，那回队里粮食被盗，全村挨家挨户大搜查，包括队长自己家都像模像样地翻一遍。到了老张家，队长说：“这家不用查了，我打包票。”他是全村唯一免查的一家。这可是个无形的巨大的荣誉。老张觉得比上县城那回还光荣。

姑娘们的人堆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有人叫了一声：“有人偷粮食了！”

老张头竟然微微震了一下。但很快就过去了。

原来是姑娘们的恶作剧：小伙子脖梗里被她们塞进一把谷穗。小伙子跳到一边去抖落衣服。

自己怎么就可以，什么苦都能吃。但决不能让家里人屈着一点，这是老张的原则。男人哪！要不怎么叫男人呐？可是实际上，老张简直一样也没做到。对母亲欠下一笔，对儿子又欠下一笔。现在又轮到孙子了。面对儿子一种求助的、无奈的眼神，听着儿媳妇有一点点怨艾的话语，他的内心不停地被搅动着，心里不断地被刺痛着。孙子心眼不缺，看着别的孩子们都上学了，也闹着要上学。“明年说什么也得让虎子上学了。” 儿媳妇说。“不过呢，这身子可得补一补啊。要不然这五里路他也走不起啊。” 儿媳妇说的是实情，可说着容易，拿什么补啊？首先得吃饱肚子，能吃饱就是最大的补了。然后再考虑吃点有营养的。眼下连吃都吃不饱，家里那点粮食得算计着吃，稍一使劲就接不上捻儿了。怎么补啊？

“想点办法呀！”儿媳妇老是这么说，想什么办法呢？这话里似乎是有话，就是没明着说。老张装着没听懂就过去了，一年挨一年的就这么过着。可眼下真不行了。孩子是大人的心头肉啊。孩子正在长身体，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唉！”老张头都快愁死了。

他艰难地挪动着脚步，快出场院了。

小伙子躲着姑娘的追打从老张头身边跑过，差点撞着他。手中的木杈刮了老张头的脚踝一下，老张晃悠一下差点倒了。

“这小子，楞头青，长点眼啊！”队长骂了一句。

老张头忽然不动了，木然地站着，脸上浮起一种奇怪的表情。

人们看到了想像不到的一幕：

老张头的左腿扎着的裤脚松开了，顺着裤脚淌出一小堆黄灿灿的豆子。

人们突然间明白了，或者说是糊涂了。一个个惊愕地张着嘴。

一刹那间是寂静的、凝固的，甚至是窒息的。

队长突然喝了一声：“干自己的活，麻溜地！”人们这才回过神来，操着家伙继续干活，谁也不说话，一直到收工。人们没看见老张头走出场院，不知道他是怎么回到家的,只看到他站的地方有两小堆黄豆。

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老张头吊死在自己的家里。

老张头草草地葬在后山。队长张罗几个人帮他家里的人办完了后事。

队长对会计说：“老张是今天早上死的，今天是这个月的一号，明年的口粮还有他的份，分粮时候别把他忘了。”又让保管员称了四十斤豆子给他家送去。